有时候我忍不住想：假设两百年前的日升昌票号创始人雷履泰穿越时空来到今天，他有没有机会缔造一家“汇通天下”的大票号呢？又会不会因为经营票号而被认为“破坏国家金融秩序”？

　　我想雷履泰一定会对“破坏国家金融秩序”的说法感到困惑。因为在晋商们将山西票号开遍大江南北的19世纪，维系商民之间交易、生产、生活的金融秩序，向来由民间自发建立，国家对民间金融基本上不过问，悉听其便，只有在发生“奸商关闭钱铺”、卷款潜逃之类问题时，官员才会建议朝廷“酌议限制章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商人们只要有足够的本金，不管是独资，还是合股，都可以开设票号，甚至不用在政府备案。

　　票号的出现，可以说是应运而生，也可以说是金融企业家的创造，总而言之它生于市场的自发秩序。清嘉庆年间，随着商业的繁荣，贸易的扩展，资本在各地之间的往来变得频繁，但在日升昌票号问世之前，中国并没有提供汇兑的机构，所以，商人在各省买卖货物，需要带着现银交易，小额资金尚可由商人自行携带，大宗的资金则只能雇请镖局押运，运转非常不便。

　　诞生

　　正好山西平遥县有家经营颜料的西裕成商号，财东姓李，在天津设了颜料铺，又从重庆府制造铜绿运往天津，于是在天津-重庆-平遥一线以及其他与商号之间，常有资金调度，当时西裕成的大掌柜（总经理）是雷履泰，他看到商人运款之不便，敏锐地发现了一个崭新的商机：何不利用自己的商号网络，代商人收交银钱，从中赚取汇费呢？

　　换成现在的说法，即是提供汇兑与代理结算服务。雷履泰的意见得到财东的支持，道光三年(1823年)，西裕成颜料铺正式改为日升昌票号。雷履泰理所当然担任大掌柜，他用十几年时间，便打响了“日升昌汇通天下”的名头。据说日升昌票号有一块“汇通天下”的四字匾额，是道光皇帝所赐。而自有日升昌票号之后，“金融界之新法亦大行，继起仿行者有人矣”。山西商人资金雄厚，又在各地设有商号分号，只要寻到有才干、可信任的大掌柜，改行经营票号那是举手之劳。

　　说到这里，有个小插曲也值得一叙。日升昌票号的二掌柜叫做毛鸿翙，是一位商业奇才，其才智与雷履泰不相上下。毛于是不甘屈居人下，雷履泰则不想看到下面的人挑战他的权威，于是“一山不容二虎”，最后毛鸿翙被雷履泰迫走。两人矛盾尖锐时，甚至以顽童般的做法相互羞辱：雷履泰给他儿子取名为雷鸿翙，毛鸿翙则将他的孙子叫做毛履泰，一时传为坊间笑谈。

　　但也不必替他俩惋惜，因为毛鸿翙的出走恰恰使他获得商业生命的新生--山西蔚泰厚绸缎铺的侯老板正好有意改营票号业，听说毛鸿翙离开日升昌，立即登门礼聘。道光十四年(1834年)，在毛鸿翙主持下，蔚泰厚绸缎铺更改为票号，随后，毛鸿翙又以他的金融天赋，将侯家票号打造成连锁经营的“蔚字五联号”，与日升昌展开了你追我赶的竞争。

　　这是山西票号史上一条无关紧要的花边，我们在会心一笑之余，应注意到这段历史的大关节处--不管是雷履泰创办日升昌票号，还是其他晋商“继起仿行”，他们都不用提出申请，不用等待审批，也几乎不受管制，但他们需要面对同行的竞争。可以说，当时的金融业是放任自由的，也是竞争的。

　　多种形态

　　票号只是清代民间金融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中国的民间金融业发展到清代，已相当成熟，自由市场的伟力与金融企业家的创造力，在漫长的交易过程中，构建出一个多层次的民间金融体系，它涵盖了合会、炉房、当铺、印局、账局、钱庄、票号等金融形态。

　　合会是民间为集资而成立的互助组织，在江浙、福建一带，这类合会如今还顽强地生存着。炉房原来只是铸造银元宝的作坊，慢慢演变成兼营存款、放款的金融机构，清代时炉房分为“官炉”“私炉”，经户部许可、领了部照的为“官炉”，未经官府批准、私自开设的为“私炉”。当铺则是最古老的抵押贷款机构，清代前期，内务府曾利用内帑、库银开了二十六间当铺，但多数都因为摆脱不了经营不善、连年亏损的“国企病”，通通倒闭掉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权力闯入市场时的笨拙身影。

　　与当铺不同，印局提供无抵押贷款，放贷对象主要是城市小商贩。钱庄诞生于明代嘉靖年间，最初的业务为兑换银钱，发展至清代时，已涉足吸纳存款、放贷收息与代理结算等业务。账局的主业务为向大商户、当铺、印局、钱庄及官员等大客户放贷。

　　票号出现时间最晚，因而形态也最接近于近代银行。其经营范围包括存款、放贷、汇兑、代办结算、债务清偿、发行银两票，等等；就汇兑业务而言，票号提供的服务也是多样化的，包括顺汇（票号先收款再汇出）、逆汇（票号先汇出再收款）、票据贴现、对期汇票、分期付款汇票等。票号之分号遍布各大城市与大商埠，甚至在日本、朝鲜、俄罗斯、印度、新加坡、英伦的大城市，也设有山西票号的分号。由于几家大票号的总号都设在平遥，不显山不露水的平遥城差不多就是大清国的“金融中心”。

　　那么在金融管制几近空白的清代，这个自发形成的民间金融体系是不是乱成一团呢？我们先从一则坏消息说起--咸丰九年（1859年），有一位叫做孟传金的御史向朝廷打报告说：“近日京城关闭钱铺（钱庄），总因奸商于开设之初，已心存诓骗，迨出票既多，骤然歇业，无盗贼之名而有其实，为害闾阎，殊属可恶。”孟御史提到的情况，有点类似于今日人们常说的“金融诈骗”，不过我们应注意到，这只是金融市场的局部失控，而且那是清廷跟太平军作战的非常时期，受战乱影响，京城很多钱铺都关门了，这才有奸商趁火打劫。就总体而言，在时局平靖的社会常态下，民间的金融体系是一直保持着良好秩序的。

　　在这个金融体系内，各层次的金融机构，从当铺到票号，分别向不同的客户群提供不同的金融产品，相互之间形成共生关系。比如账局向印局提供低息、大额贷款，印局则向商贩供应小额的高利贷，从而形成一条盘活市场的经济链条。咸丰年间，京城的账局与印局多由山西商人开设，印局非常活跃。

　　后来京师局势受到波及面越来越大的太平天国战事影响，晋商纷纷关闭京城的账局，撤资回籍，于是导致印局出现资金链断裂，进而商贩的生计也难维持。一位官员看到“账局不发本，则印局竭其源；印局竭其源，则游民失其业”的情形，建议朝廷下发通知，“令各账局、印局照常开设”。这个事例反过来也说明，假如没有发生战乱，那么根本不需要朝廷发文强制，市场与商人自会构建出一个完整、良性的金融链条来维持市场的运转。

　　不欺不昧

　　票号与钱庄也存在着并行不悖、互利共赢的关系。据民国学者陈其田先生的研究，“起先钱庄的资本薄弱，须向票庄（即票号）借贷。票庄乐意养育钱庄，借以容纳各地的公款。钱庄依赖票庄作为后盾，可以取得民间信用，便于经营各种事业。”钱庄与票号的业务范畴也各有倾重点，钱庄只在本地经营，票号则遍设分号，票号凭借这一发达的网点做大汇兑业务，钱庄则向市民提供票号不涉及的兑换服务。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既有分工也有合作的金融秩序，完全是民间自发形成的。那些在19世纪的中国社会开拓金融市场边界、构建金融秩序的商人，既不需要政府作出规划，也没有经济学家进行指导。

　　当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颁发《银行通行则例》、着手对金融业进行管理时，最迟出现的票号也已经存在了近百年，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信誉。在之前漫长的政府监管“空白期”，晋商票号展现出了高超的自我治理能力，并在金融市场上建造了一套以“信义”为本的规则体系。

　　晋商票号创造的股份制、两权分离制，在今日的现代企业中仍然焕发活力。据说晋商早在明代时就以合股融资的方式组织商号了，山西票号实行的股份制更发展出非常成熟的形态：不仅仅指若干财东合股投资票号，按股份多寡承担风险与分配收益，而且，票号的大掌柜与其他业务骨干也能够以人身入股，称为“身股”。在每一个财务决算期，财股与身股是按同等标准分配红利的。山西票号也普遍采用两权分离制。所谓“两权分离”，是说财东的所有权与票号的经营权完全分开，财东在物色好合适的大掌柜之后，“以礼相聘，委以全权”，“平素营业方针，一切措施，毫不过问，静候决算时报告”，票号之内，由大掌柜说了算。财东的权力只体现在账期决算上，“每到例定账期（或三年，或四年，即决算期），由经理（大掌柜）谒请，约日聚会，办理决算，凡扩充业务，赏罚同仁，全由财东执行裁定。经理为建议首席，听其咨询”。

　　从票号财东与大掌柜之间那种完全的信任，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晋商传统中沉甸甸的“信义”二字。晋商票号重信义，以信义为支点，建立财东与经理人的委托关系，并向外推展，构建了票号与客户之间的互信，最后形成了最可信赖的交易秩序。用大德恒票号大掌柜颉尊三的话来说，晋商票号“虽亦以营利为目的，凡事则以道德信义为根据，大有儒学正宗之一派，故力能通有无，济公私”，进而“开银行先河，创久远之盛誉耳”。在国家银行法尚付之阙如的时代，客户将真金白银交付票号，换来一纸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汇票，凭的就是对票号信用的信任。庚子之乱时，晋商票号损失惨重，但对客户存款的兑现，不短分毫。晋商票号也因此“声价大增，不独京城中各行推重，即如官场大员无不敬服，甚至深宫之中，亦知西号（山西票号）之诚信相符，不欺不昧”。

　　当然我们知道，票号最终完全没落了，没落的原因很复杂，比如时局的动荡，比如票号本身的保守，但绝不是缺乏政府监管之故。相反，相对自由的金融空间恰恰造就了雷履泰成为“票号之父”的功业，也成就了票号一百多年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