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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善达:京津吸走河北很多资源 北京户口吸引力非常大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4-12-06 12:00:13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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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的很多资源都被北京、天津给吸引走了,比如产能过剩,钢铁、水泥、玻璃这些过剩产能恰恰是北京、天津不要的东西。而北京、天津要的,河北省留下来如果做大很难。北京有一个政策,就是户口政策,什么样的企业要落户到北京,我能给你几十个、几百个北京户口,就这一条吸引力就不得了。

企业做大一点就搬到北京去,做得好一点就搬到天津去,河北处在包围着北京、天津的地理环境,所以优秀的人才,包括各种资源都被大城市像一个吸盘一样吸走。”12月6日,北京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在2014(冬季)崇礼•中国城市发展论坛上如此表示。

京津冀协调发展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背景。河北产能过剩尤其突出,比如说钢铁、水泥、玻璃等等,河北都占了比较大的份额;河北的污染排放,也是整个北京、天津污染,特别是北京的污染原因之一。

但这样一个城市格局、产业分布、资源分布格局不是偶然形成的。河北的很多资源都被北京、天津给吸引走了,所以河北的经济发展出现这种格局。比如产能过剩,钢铁、水泥、玻璃这些过剩产能恰恰是北京、天津不要的东西。因为北京不搞钢铁,北京首钢都搬到曹妃甸去了,北京也不搞什么玻璃厂,也不搞什么水泥厂,过去有的水泥厂都停了,河北就干这些,这都属于北京、天津不要的东西。而北京、天津要的,河北省留下来如果做大很难。

 “北京有一个政策,就是户口政策,什么样的企业要落户到北京,我能给你几十个、几百个北京户口,就这一条吸引力就不得了。”所以北京、天津对河北的人力资源,吸力就非常大。

以下为发言实录:

许善达:京津冀协同发展实际上在我们国家要从区域发展战略上说,也不能说是特别新,因为我们过去说过,珠三角、长三角,包括渤海、环渤海,国家关于区域性的经济发展,曾经有一些这样的战略提出来。而且也有效果,对我们国家整个经济发展也有效果,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据我的了解,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导河北的群众路线教育,在这项活动的发展中间,反映了河北发展中间的很多问题,然后河北也有很多的困难,就在这么一种研究河北工作的情况下,我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一个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么一个概念。

我想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出这么一个区域性发展战略的目标,应该有它的一种特殊含义。我觉得从两点来说,可能是京津冀协调发展背景上比较重要的,就从河北省来看。

一个,从十八大开了以后的第一次经济工作会议,就是2012年,习总书记讲话里面讲的,那个报告一共大概20多页,其中产能过剩就讲了4页纸,那个时候习总书记已经确认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的产能过剩是主要矛盾之一。所以他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产能过剩作为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问题。而这样的一个产能过剩是作为整个国家问题的判断,我觉得对河北来说就格外的要突出一点,因为几项产能过剩的行业里,河北都占了比较大的份额,比如说钢铁、水泥、玻璃等等,这些在全国产能过剩,而河北尤其的是表现比较突出的。所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里面,解决全国的产能过剩,那么河北的产能过剩怎么解决?这我觉得是一个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背景。

第二,我理解就是跟北京、天津的污染有关系。因为北京、天津的污染情况,这几年在恶化,特别是雾霾、PM2.5在逐渐恶化,在很多科学技术部门研究北京气候恶化的原因里面,当然它有很多原因。比如说北京市的汽车尾气的排放,还有北京市还有很多燃煤的锅炉,直接把煤来烧,那肯定是污染粉尘都比较严重的。但是在分析整个北京、天津污染,特别是北京的污染里面就提出来河北的一些排放的量也是北京污染的原因之一,因此对河北来说,除了产能过剩要解决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样减少污染的排放来作为解决北京市,当然包括河北石家庄等等的这些城市污染来源之一,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是从全国的角度提出来的。因为我在国家机关工作很多年,税收的领域和各地的经济发展也有关系,所以河北省的经济发展、税收的增长,我们也了解河北省发展中的一些困难。这个困难在于什么地方?这个也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但是在河北省表现也是属于格外突出的,就是我们国家城市发展和欧洲、美国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一种格局。大家知道欧洲,我们主要说西欧,它的城市可以用一个星罗棋布来描述,它的首都也没那么大,其他的城市总体来讲,城市人口、城市经济发展相对起来是比较均衡的。这个情况,包括在美国也一样,美国你看华盛顿是首都,但是华盛顿首都的经济不是特别发展。当然纽约是发展经济,但是纽约发展主要是金融业,纽约没搞那么多制造业,但是中国不同,中国城市的分布,各项资源更加向大城市、特大城市集中,包括制造业,包括金融业,包括各种行业,行业越发展,里边的大公司代表的企业就越向大城市方向集中,有的企业本来发展的时候,比如是在一个中等城市,它一发展大了,就走了,要到大城市了。大城市里发展大了就又搬到特大城市,中国是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和美国、欧洲表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状态。我觉得这样一个城市格局、产业分布、资源分布格局是非常深刻的,不是偶然形成的。所以,在对河北来说,刚才我讲到前两个问题是河北本身出现的问题,但是据我从我税务工作了解,这么多年,河北的很多资源也都被北京、天津给吸引走了。企业做大一点就搬到北京去,做得好一点就搬到天津去,河北处在包围着北京、天津这么一个地理环境,所以使得优秀的人才,包括各种资源都被大城市像一个吸盘一样地吸走,所以河北的经济发展出现这种格局,比如产能过剩,钢铁、水泥、玻璃,而这些过剩产能恰恰是北京、天津不要的东西。

因为北京不搞钢铁,北京首钢都搬到曹妃甸去了,北京也不搞什么玻璃厂,也不搞什么水泥厂。过去有的水泥厂都停了,河北就干这些,这都属于北京、天津不要的东西。北京、天津要的,河北省留下来如果做大很难。它的吸引力就非常大,北京有一个政策,就是户口政策,什么样的企业要落户到北京,我能给你几十个、几百个北京户口,就这一条吸引力就不得了。所以你想,其他地方,特别是河北,因为靠着北京,往北京、天津搬起来就相对容易一点。所以北京、天津对河北的人力资源,优秀的人力资源,各种吸盘的吸力就非常大。所以这就使得河北和京津冀的产业格局,就形成了刚才我讲的这样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和我们整个的各方面的制度相联系才形成的,而形成这个状态,应该说这三个地区既从其中有获得一些受益,也因此而受到了很大的损害。所以既有利,也有弊。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京津冀发展”,就是要用什么样一种体制改革,把刚才我说到这种格局里面的利能够继续发挥,而把弊能够解决掉,我觉得这个是我理解的,习近平总书记现在提出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最后要实现的目标。

所以我想经过我们的体制改革,各方面政策的协同来努力,使得京津冀假如能够形成一个星罗棋布的城市化,其实河北的城市在全国来看是最多的之一,就是作为地级市单位,大概一个省里边河北大概是最多的之一,说明河北的经济等方面的条件具有变成星罗棋布这样一个城市群的条件,我觉得这样一个方向是有基础的。但是目前的政策确实对此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虽然有基础,但是没有形成这个格局。相反刚才我讲了,却出现了一些与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希望出现的城市格局不同的一种状态,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很好地来研究,怎么样能够通过我们的体制改革,现在讲今后发展的红利不是人口红利,也不是提高环境成本,而是要通过改革的红利来推动进一步发展。我觉得这个提法是很艰难的,人口红利、制度环境的成本,增加这方面的负荷来推动经济发展,相对起来是比较容易做到。过去农民在农村,一天挣几个钱?他到城市打工,他有力气,虽然文化不高,但是有力气,城市也很需要,这种发展比较容易实现。环境,本来河水是干净的,可以游泳、捞鱼吃,现在排污脏了,就不游泳、不捞鱼吃,这种发展在一个阶段很容易实现。把这种红利拿出来形成新增的财富,这个相对起来不难。但是要通过改革实现红利,我认为这个难度就大了,因为改革要说到一个最根本的本质的话,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利益的调整。

人口红利可以是多赢,农民从种地到城市去,虽然他的工资很低,但是他比种低收入高,而城市里头,用到这样一个成本的工人比雇佣城市工人成本还低,所以农民也获益,城市企业也获益,比较容易实现共赢、多赢的状态。而要改革出红利就不同了,改革就一定是有一部分要受损,有一部分要获益。如果我们讲经济学的话,就是帕累托改善,就是每一个参与方都能够改善,还有一个就是部分的参与方受损,而总体的受益。我倒觉得我们要想改革出红利的话,很可能是每一个参与方都会有一部分受损的内容,然后使得总体上受益。一个主体受损,可能带来他自己的也有一定的受益,也带来别人的受益。但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一种改善、一种发展的模式,那难度就比较大。因为受损是现实的,受益,你自己也受一部分益,别人也受一部分益,那你受损的和你受益能不能对冲,这就可能产生改革的积极性的问题,如果能够对冲,我受损一部分、受益一部分。我受益比受损的多,我就来推进。推进以后内部进行调整,但是如果受损的一部分,它的本身这一部分的受益还抵消不了受损的东西,而其他主体的受益要超过受损的部分,那这样的改革,你要想简单的就让一方受损,他方受益,这样改革的方案就很难推出去,所以就有怎么样实现共同受益,如果有受损方和受益方的利益之间的一种重新调整,弥补受损方。我觉得这样一个理念在解决京津冀协同发展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是说不能够充分地考虑这样一个改革中间对受损的补偿问题,那么你提出的各种方案里面要找到一种方案,是所有人都受益没有受损,这样的方案最好,但是我估计这样的方案不会很多,而且这样的方案也不足以整个解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现目标,所以一定要通过有一部分受损,而整体受益的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来解决协同发展问题。所以要想实现这样一个目标,面对刚才我讲的现实的格局的话,就是一定要研究,在任何一项协同发展,你实现这个目标,那么对实现这个目标受益方,它如何共同来弥补,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受损方的损失,怎么样弥补这样一个机制,一定要建立起来。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一种机制,才可能把协同发展,最后总体上才是受益这样一个目标实现。所以这个是我想讲的一个原则,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原则问题。

现在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了很多的建议,提了很多的方案,说我们做这个事,做那个事,我觉得很多方案,要从方案本身看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方案里面考虑,对实施这个方案受损方的补偿问题,总的来看这方面考虑都不太充分。所以这样的方案要付诸实施的话,能不能推出去让它发挥效果,就可能要打一个问号,甚至在实践中间可能会打折。你虽然决定了,但是推进的时候是很困难的,因为受损方的利益得不到弥补,在这点上,在实际执行中间、操作中间就会出很多问题,所以这是我讲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在解决京津冀协同发展中间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从具体的方案说,因为我在税务局工作很多年了,从税收角度讲一个具体的建议,我们调研了很多省,我们国家94年形成的税制,现在延续了20年,虽然中间有很多的变化,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很多的变化,但是基本的框架还是1994年设计的框架,在设计框架的时候,那时候我是税务总局一个司长,我们这个司是负责总体方案设计,很多具体的税种,比如增值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这个税那个税都专门有业务司局设计,我们那个司负责总体化,每个司的方案拿出来我们汇总协调,哪个吸收,哪个不吸收,我们负责这个。但是现在回顾起来,这个政策实行了20年,实行到2001年左右的时候,我们已经发现,我们当时设计税中间,有一个重大的缺陷,我们后来也调研,比如像欧洲的国家、美国、印度、巴西、阿根廷这些国家,包括南非我们都调研,调研以后我们发现我们过去的税收理论上,就有一个缺陷,就是我们的税制里面,过去在理论上就没有讲到,一个税制应该实现税收与税源的一致性。这是我们当时税收理论的缺陷。

过去因为我们国家是计划经济,跟这都没关系,统收统支,有钱就交,要钱和政府要,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也一样,你有钱交给中央,要花钱跟中央要,过去我们计划体制就这么过来的。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开始,面向市场来改革,我们也学习了很多西方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些税制的理论,税法都学习了,但是我们学习的不够,那时候还研究的不够,所以我们在学习中,我们偏重于学习具体的税制的设计,比如增值税欧洲怎么搞,企业所得税美国怎么搞的,我们对每个税的税种、税法、税制学习了很多,但是对于整个税制体系的设计我们研究的是不够的,其中一个缺陷就是税收与税源的一致性,这样一个理论我们就没有接收到,所以我们94年设置税制的时候,每一个税种的设置上,我们参考了很多国外的做法,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当然我们也有做得好的,也有做得不好的,但是整个税制设计里面,没有按照税收和税源一致性的原则,就没有贯彻进去。所以我们使用的分配方法是企业在注册地交税,但是我们没有继续的深化研究,交税以后的税和税源地来源是什么关系,再深一层我们就没有把它掌握好,所以设计中国税制的时候也没有贯彻这个原则。因此由于注册地交税的方法问题,来源地可能就不是注册地,有的企业税收来源就是注册地,他在注册地交税本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跨地域业务发展的企业越来越多,所以形成这个企业的纳税的义务、税收的来源就不止来源于注册地,还来源于很多其他的非注册地的区域。但是由于我们税制里面没有这条原则,所以所有税收都交给注册地,随着经济发展,大企业越来越多,而且我发现刚才我讲的大企业越来越向大城市、特大城市集中,所以这么一个经济发展的态势,和我们税制的缺陷,这几年就表现出来,使得各地税源的差距和税收的差距不一样了。税源的差距不是那么大,但是税收的差距远远大于税源的差距,就是因为很多地方的税源形成的税收转移到其他地方。

这个情况我们从01年开始大概做了很多省的调研,都做了测算,但是这个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作为我们国家税制改革,作为新税制设置的原则,现在还没有完全地采纳,但是做了很多具体的案例。比如我们企业所得税里面规定,有一部分企业的所得税要按照企业所得税利润来源分配,这个已经有了规定了,比如说关于地区办的铁路,你这一条铁路,比如从西安到郑州,它有一个铁路,这个铁路不是中央铁道部办的,是陕西省和河南省投资办的,办了以后,这个税收就按照陕西段和郑州段,就这两段的局势来分配这个税收,这几年我们在具体的一些税种,一些政策上已经做了这样的切割,但是还没有作为整体税制体现进去,所以现在正处在这么一个磨合中间。回到京津冀的问题,实际上河北相当多的税源,是北京、天津吸收了不少,因为我不知道,我当时测算没有河北,我们当时以陕西周边还有河北算,我觉得要研究这个问题,这个是一个最合理、最正当的理由来进行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一个建议确立下来。所以我的建议,北京、天津、河北这几个地方协同发展,其他地方先不用考虑,先把这三个地区来源的税收,能够按照税源分配一下,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定会有很大的一个推动作用。这个不是说要把别人的东西拿给我,而是说应该是谁的就要给谁,这个量相当大。

我讲一个三峡发电,给了重庆,三峡在宜昌湖北嘛,这是当时国务院李鹏总理定的,80%几的税收,就是增值税,都给了重庆,因为水淹没的重庆地方大,湖北淹没地方很少,发电是靠水发电,因为三峡发电税收太多了,有重庆、湖北的,后来说要分配,不能都给了湖北。当时说能不能先湖北,中央再从湖北拿,拿了以后再拨给重庆,重庆说这个不行,这么多的钱,我每次等着跟你要,你再什么时候给我?你就直接给我。后来当时拿这个方案,最后80%几的税收就直接入了重庆就解决了。其实这个问题国务院、财政部、税务局还是解决了一些个案,但是总体的税制里边,还没有完全体现。但是我想这次因为有了京津冀,有习总书记提的一个“协同发展”,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考虑,在京津冀三个省的税收与税源能够让它一致,实现一致性,该给谁就是谁,谁的税就给谁,如果能够把这个政策体现一下,我觉得也是一个合理的,很有效的协同发展的方案之一吧。

好,谢谢大家!

2014(冬季)崇礼•中国城市发展论坛由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财讯传媒集团主办,世界经济论坛支持,中国宏泰发展、密宛云顶乐园、云顶大酒店承办,于12月5-6日举行,论坛主题“京津冀产业园区的发展与规划——集约与高效”。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

(编辑:songshao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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