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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罗默:没必要对经济保持悲观 过去很多观点是错误的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5-03-21 09:32:00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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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们在做预判或者给出药方的时候,可能是过于悲观。但是对于我们的药方又过于的自信,所以我们需要更好的机制来发挥作用,不让政府陷入瘫痪或者是错误的管理。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于3月21日-23日在北京举行。图为美国纽约大学教授保罗·罗默。

图为美国纽约大学教授保罗·罗默

【财经网讯】通常我们在做预判或者给出药方的时候,可能是过于悲观。但是对于我们的药方又过于的自信,所以我们需要更好的机制来发挥作用,不让政府陷入瘫痪或者是错误的管理”,3月21日,美国纽约大学教授保罗·罗默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世界经济大趋势”分会场作出上述表示。

保罗·罗默表示,在这些发展趋势当中会有一些矛盾,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长期的悲观情绪,那可能是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时候非常相似,当时人们的那种悲观情绪是错误的。我们犯的错误就是我们觉得现在的环境非常艰难,我们的社会是资源短缺的,技术还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问题就是说很难把个人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统一起来。

通常我们在做预判或者给出药方的时候,可能是过于悲观。但是对于我们的药方又过于的自信,所以我们需要更好的机制来发挥作用,不让政府陷入瘫痪或者是错误的管理。保罗·罗默最后总结道。

以下为保罗·罗默发言实录:

主持人 余斌:刚才提出中国经济有可能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一个新的增长平台上保持稳定,谢谢刘主任! 下面有请美国纽约大学教授保罗·罗默先生,大家欢迎!

保罗·罗默:我把我的讲话稿放到屏幕上,不会讲英文的人可以看屏幕,如果懂英文的人大家听我讲可能更好一点,如果你又看又听的话,可能脑子就不够用了。

我们放眼全球,我们看到了有几个非常正面和积极的结构变革,比方说全球的一体化、科技的发展、创新的共享、人口构成的因素,很快能够稳定全球的人口,这些都是非常深入和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把农村和城市的发展结合在一起。

在这些发展趋势当中又会有一些矛盾,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长期的悲观情绪,那可能是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时候非常相似,当时人们的那种悲观情绪是错误的。我觉得现在如果大家有悲观情绪的话,可能也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不能把精力放在真正的挑战和机遇上。

我们犯的错误就是我们觉得现在的环境非常艰难,我们的社会是资源短缺的,技术还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问题就是说很难把个人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统一起来。因为要这样做的话,就需要政府有非常强大的机制,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投资的原因。如果我们可以发展这些机制,个人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就能够统一起来了。我们需要在稳定的政策上来应对这种结构性的挑战,这是更加重要的一点。

我可能在此不太同意常规的一些想法,要想建立更好的治理机制,我们需要更多的独立,更多的创新,更多的实验,在政府的层面上我们不需要更多的协调,也不需要更多的统一或者是联邦制。大家记住稳定政策要使得产出缺口保持的比较小,同时也让通胀率比较低和稳定。我们在管理产出缺口上做的还不够,所以现在这方面是有缺陷的。关于结构性政策我们需要增加结构性的产出,同时也应该提升生活各方面的质量,并且保持社会公正,保护环境。

即便是在解决交通拥堵这样的小问题方面,我们都应该采取结构性的一些政策。我们说交叉就像我们说的象声一样,可能是两个区间,各自发出声音,交叉起来就会有噪音。我们再说到稳定政策可能就是不同领域交叉起来发生了很多的噪音,正是因为如此可能会对长期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保持比较悲观的情绪。

我们再回到七十年代,在石油价格暴跌,石油危机的时候当时很多人说经济增长不仅会放缓,而且会变成负的,也就是说,我们很快就没有油了。另外也说可能到八十年、九十年的时候人口暴涨的话可能会导致全球的饥饿,那时经济学家也相信全球各个地方的通胀都会失控,但是从八十年代开始我们在化石燃料或者能源开发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食品也大大增加,人们并没有饥饿,而且人的平均寿命从七十年代开始实际上是上升了10年,当时的主要问题可能糖尿病或者肥胖,这是因为可能吃的太多、吃的东西不当造成的。

从通胀来讲,实际上最大的稳定问题当时是通胀过低而不是过高,还有另外的一些进步标志,我们当时的电话大概只有3亿,而现在有10亿。从常规的智慧来说,也就是说不管是对于社会的不公也好,还是环境或者水、粮食还有增长,实际上我们回过头去看的话,当时的观点都过于悲观了。在七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只是对严重性做出了错误的预估,我们认为很多东西是不够的,实际上结果证明很多东西是充足的、有余的。我们为什么要表示乐观呢?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激励机制用好的话,我们可以给所有的人带来巨大的利益。比方说水利压裂技术,使得我们的能源结构发生了变化,以通胀为目标的话,中国巨大的增长在过去的30年以及美国的《清洁空气法案》等等,这些措施都反映出了一种创新,但是它不光只是在公司层面的创新,而是摩尔定律的效果。

我们是不是需要保持这种悲观的情绪呢?比方说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让银行的债股比达到30%、40%,但是在美国我们很难改变。在中国的话,可能我们很难让中国的电厂安装一些空气净化的设施,我们也很难管理交通拥堵。在二战以后,当时的一个观点就是政府的力量太大了,形成了威胁,但是现在我们的挑战是政府的力量太弱了,甚至连公路的合理使用都做不到,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新型的政府,需要一些新的机制,但是它们必须是具有合法性的。

另外是中央银行,中央银行也是一个新的机制,这是合法的,今天可能感觉会少一些,这能够给各个国家带来巨大的利益。我们在这些机制方面出了一些问题,它们必须要适应现在新的低通胀的环境。为了提升我们在全球机制的质量,我们需要更多的放权,使得下层能够有更多试验的机会,比方说让城市自己来先行先试。像欧洲的央行现在向我们展示了,如果我们自以为是觉得我们什么都知道,到处都采用这样的治理模式的话,实际上会造成人们的一些怨愤。所以不光是说你要知道做什么,而是你要让人们相信它的合法性。

最后总结一下,我认为常规的这种思维,通常我们在做预判或者给出药方的时候,可能是过于悲观。但是对于我们的药方又过于的自信,所以我们需要更好的机制来发挥作用,不让政府陷入瘫痪或者是错误的管理。谢谢。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

(编辑:caoshaonian)
关键字: 罗默 保罗 观点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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