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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大学教授保罗·罗默:中国城市化借力了地方官员权威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5-03-21 17:15:00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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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好于其它国家呢?是因为有些个人能够享有这样的权力和权威,做出有关城市发展的决策。

【财经网讯】“我为什么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好于其它国家呢?是因为有些个人能够享有这样的权力和权威,做出有关城市发展的决策”,3月21日,美国纽约大学教授保罗·罗默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深度对话(二)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与主要影响因素”分会场作出上述表示。 

保罗·罗默认为,有些城市规划设计者,也会有一些个体通过城市的规划设计来展现他们的意志,特别是把农村田地转化为城市用地的过程中。虽然有些矛盾,但总体而言这样的土地转变能够满足城市人口日益增长的空间需求。另外,也可以避免巴西那种无规划的利用土地情况的出现。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何帆随后回应“他说的是仇和。就在两会之后刚刚因为腐败的问题被抓起来的中国的云南省官员。

以下为保罗·罗默发言实录:

保罗·罗默:我今天的演讲主题是转型。回顾历史发展时期,中国经济的腾飞是很突出的。是过去几十年来很突出的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件。人们开始反思增长率究竟能够达到多高,中国做得如此成功。现在中国已经开始谈转型,经济增长在不断持续。

在这个时候如何转型,一个是大家都讨论的如何从技术的追随者变成引领者。今天早上,在人均收入、生产力的提高方面如何赶上发达国家,大家提到中国还有较长的距离要走。我们可以预见中国即将转型。现在改革的重点就是改善高等教育。因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在不断变化,已经在进行改革。这些改革制度在已经在美国确立,而对中国来说还是新的。美国从人文学科转型成科技的理学学科。这样的转变是人们认为理科的就业比较高、收入比较高。但是,我们没有数据证明向理科的转型是否真能提高生产率。

在收集数据方面做得更好的是一种学位比另外一种学位多挣多少,比如学工科的,刚毕业的工资就高于文科生。但是,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工科的平均工资增长并不是很快。我们有很好的数据反馈,比较高等教育的哪些方面有效、哪些方面无效。这也是我为什么创建之前的公司,是涉及到教育的。我原来一直做研究,有一段时间离开了学术界。

在管理方面,不管是管理国家,还是管理企业,一个重要的做法就是实验、测量,然后再实验。我们在世界上并没有很好地测量不同教育课程带来的效果。

另外一个转型也是在进行当中,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讲的结构转型,由农业生产转为制造业、服务业。总根本上来讲,这种转型是从农村生活向城市生活的转型。现代经济学习城市才能发展起来,就好比需要工厂一样,比如大学教育了很多工人,但如果没有工厂雇佣他们,也没有用,这是浪费,他们就没有办法对经济做出贡献,就好像没有工厂就没有经济一样。如果有工厂、有工人,没有城市的话,经济也没有办法很好地发展。

政府不管企业,企业也可以很好发展,因为有法律和合同。但是,有些企业即便没有合同和法律也发展起来。企业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城市是政府的产物,除非政府可以建立一个基础,否则城市没有办法发展起来。

我的观点是中国在过去十年如此成功是因为中国允许城市的不断扩大。中国的城市化过程还没完成,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这是我的观点。

农村向城市生活的转变对经济发展有极大的影响。人类过去是游牧民族,我们的心态是游牧民族的心态,是流动人口的心态。城市让人更聪明,让我们交往更多。我想城市的作用更重要,使我们能够交往,不仅仅是IQ,EQ也更加高。人类这方面的改善都是在城市发生的。如果还是农村或者游牧民族,没办法让人变得这么聪明、这么善于社交、情商这么高。

我用一些数据说明中国的城市化非常成功。正如刚才所讲,也许我们想当然,需要思考一下有些地方的城市做得不好,可以跟中国对比一下。我告诉大家,中国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是一些国家的数据,比如中国在1965年、美国在1990年的数据。我在这里给出的数据是人均GDP的状况。纵轴是城市人口的比例。

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术语,叫做城市收入系数。如果人均收入翻番,住在城市的人口比例是多大。这个图片当中显示,如果城市收入翻两番,城市人口的系数是12。

基本的问题是各国的差异情况,是不是富裕国家的城市化率更高。回答基本上是肯定的。这是2010年的城市化率和收入情况,系数是10。

1955年到2010年的区间,在一个国家之内也是这样。低收入的或者是增长快的国家,横轴是人均GDP在50年当中翻番的情况。增长慢的国家的模式不太一样。在人均收入增长2-3倍的国家,城市化率比较高。一共有两方面的证据,说明如果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国家想扩大人口比例,人均收入就需要翻番。

在这里对两个国家进行对比,韩国和中国。在1955年到2010年这段期间,韩国是灰色的曲线。当然,各个国家的数据不太能够相比较,因为城市化率的计算方法不同。在1985年以前,城市人口的比例没有太大变化。1985年以后,城市系数增长到12,曲线的长度显示一个国家的进展程度。韩国从较低的城市化和人均收入水平增长到较高的水平,中国也是这样的情况。1985年之后,中国和韩国的发展趋势也是一致的。

这是所有国家和城市的平均数字。美国的曲线比较短,因为它是在技术的前沿,收入比较高,增长比较慢,收入没有办法像中国、韩国那样翻番。

如果大家看看其它国家,比如巴西和印度。这些国家好像偏离了曲线,巴西的城市人口增长非常快,快于收入增长。巴西政府虽然建了城市,但这些城市无效,都是非正规的城市,缺乏基本的城市规划,城市运作很没有效率。印度最近取得的成绩很令人惊讶,人均收入增加了,但城市化率却没有提高,这好像是不可信的,今后肯定会加大城市化建设。中国的曲线是可以持续的,其它国家好像没有持续性。

如果中国继续朝着美国的方向发展,下一个问题就是速度会有多快。我给大家提供两个假设,一个是增长率高。随着中国已经赶上其它国家,增长率会降低。假定中国2050年的增长率是3.5%,中国的人均收入会是这样一种情况。这是100年的预测;另外一个情况是中国维持现有6%的水平,而不是3.5%,一直到2050年都是这样。如果之后还是这样的话,那么就会超过美国,就好像美国超过英国一样。我预测到2050年也是可以考虑的情景。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到2050年的城市化率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中国维持6%的增长,或者是3.5%。如果是这样的话,城市化率都高于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高于联合国预测数字的2-3亿。根据这两种预测,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城市人口都会大大增加。如果城市化是中国取得成功的关键,中国就需要继续按着城市化的道路发展。

欧洲的城市有足够空间让所有人居住,而中国还需要继续城市化。这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首先对城市空间的需求更大。伴随着人们变得越来越富裕,对空间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们希望有更宽敞的办公室、更宽敞的家庭和娱乐空间。所以人均的空间面积将持续上升,伴随着人口收入的增长,将不断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中国的城市人口数量也会不断增加,城市空间的需求将会很大,而且将会非常大。

如果没有足够的对于需求的满足,那会怎么样呢?我们将会看到房地产价格将会上升,在很多地方这可能会带来比较剧烈的城市冲突。因为年轻人可能买不起房子,而又无法找到居住的地方。所以中国会在两方面面临挑战。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增加城市面积方面的工作还做得不错,一直在持续建设新的房屋,未来也将维持一段时间,以满足城市人口对空间的需求。欧洲的经历已经告诉我们这一点。

我为什么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好于其它国家呢?是因为有些个人能够享有这样的权力和权威,做出有关城市发展的决策。有些城市规划设计者,也会有一些个体通过城市的规划设计来展现他们的意志,特别是把农村田地转化为城市用地的过程中。虽然有些矛盾,但总体而言这样的土地转变能够满足城市人口日益增长的空间需求。另外,也可以避免巴西那种无规划的利用土地情况的出现。

另一方面,在进行城市规划之初就可以确立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区分,会有利于未来的发展。做城市规划的时候就需要设计好公共空间,这比后期的修改要容易得多。

这个图片来自华尔街,这不是理念图,这就是华尔街的现状,看上去很丑陋。这是因为在纽约进行城市规划之前就有了华尔街,人行通道非常狭窄,在我看来,这样的现状是无法改变的。如果我们把它和第42大道进行比较,情况很不相同,这里的人行步道非常宽阔,而且还有公共交通。42大道是1811年设计的,可以预计到3011年,42大道仍然还是会如此之美丽。华尔街如果要修改的话,那就要大费周折。所以中央政府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来保护公共空间,需要有公共交通道路和通道。伴随着城市发展,也应该有这样的预见性,哪怕是像42大道这样宽阔的大道,也会由于城市发展而出现拥挤,政府就有必要管理这样拥挤的局面。像曼哈顿最初的设计非常宽阔,但现在也显得有些不堪重负。

这是曼谷,在1公里的距离中没有任何的支线道路汇入主要干道。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乘坐公交车是非常不方便的。而在曼谷,人们根本没办法解决这种拥挤的局面。因为城市规划之初就做得很糟糕。

这是我昨天在深圳拍摄的照片。深圳的人流这样有这样的灵活度,使得人们更便捷地行动。这样的基础打好了,100年、200年之后,人们仍然可以利用这样的设施。

另外,我们还需要政府提供服务,比如像公共安全、公共交通等等,这些都是地方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我觉得中国有着独特的优势,可以在城市之间竞争或者是营造这样竞争的氛围和环境。因为各个城市都是独立运作的,这些城市可以彼此竞争,可以吸引其它的人们来到这里。更管理有序的城市就会吸引更多的人,从而进入良性循环。对于居民的竞争,能够很好地帮助那些脆弱人群。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人们携家带口进入城市的时候,如果可以在城市之间进行选择,他就会选择管理良好的城市。一旦地方政府能够充分利用优势,你们就会建立起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城市。为了实现这一点,需要建立合理的财政安排体系,比如中央政府在养老金体制方面允许养老金的迁移。中央政府也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激励措施,鼓励人们进行迁移流动,比如大学的老师和学生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迁移,拥有更多资源的大学就有更多的优势。

如果中国采纳这样的战略,最后会怎样呢?我相信会获得一系列良好的政府功能,而且会有很多创新,在私营市场上也会由于充分竞争而带来更便利的条件,在当地政府层面也是如此。在后勤保障和物流供应方面,所有这一切都跟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种种良好的竞争会营造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良好基础。谢谢!

附问答实录:

保罗·罗默教授讲到人均收入和城市化之间有相当大的关系,但我不知道能不能确切发现一个因果的关系。而且在中国发生的城市化是不是一个故事。我个人感觉可能不止一个故事,发生在深圳的城市化很可能和发生在内蒙古以鬼城著称的鄂尔多斯的城市化是不一样的。鄂尔多斯的城市化是如果要把这个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提高会更容易,但效果可能更差。发生在深圳的城市化需要的机缘巧合,要做的工作更多,但效果可能会更好。我们能不能把中国的城市化只看成一个故事?

保罗·罗默教授还讲到中国各个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这个很重要,因为中国这么大不可能通过一个政策解决一个问题。他有一点是讲到为什么中国的城市化做得更好。因为有一个地方的政府官员在当地有很强的权威,还有激励机制,可能能力很强。我一边看着介绍,我一边想,他说的是仇和。就在两会之后刚刚因为腐败的问题被抓起来的中国的云南省官员。我想我们一方面需要地方政府的竞争。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又出现这么多的问题。

我想问保罗·罗默教授一个问题,如果我是年轻的地方政府官员,我想做事情,我又不想重蹈仇和的覆辙。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我该做什么?怎么做?

主持人:非常好。刚刚两位都提出了问题,保罗·罗默教授也肯定有自己的想法。我也一并问他,我们现在讲城市化的时候,既可以理解成大城市的城市化,也可以理解成城镇化。我刚刚注意到稻葵很精确地用城镇化这个概念,就是township。我想请保罗·罗默教授把整个框架给我们讲一讲。

保罗·罗默:哈佛规划委员会的这个问题很好,要牢记。一般来讲,比如政府保护公共空间,同时,也不过多干预私有空间。他们的决定有时候可能会超越前者,有些政府的决定是超越了界限,更加负责。我们要通过各种机制防止独断,同时也可以通过法律,比如起诉,或者是允许诉讼。风险就是会降低决策的效率。在其它国家,反对腐败的重要做法就是带来了一个后果,使政府不敢做决定,害怕做决定,比如修路或者不修路。一方面我们要提高效率,一方面也不能允许腐败。在美国,效率非常低。如果哈佛规划委员会的效率太低了,是不是可以对他们进行测试,看政府做得是不是对。如果居民都离开了,就说明政府做得不对。这也可以作为惩罚领导的手段。人们都不住在哪儿了。各个城市的竞争是很有效的做法。

另外就是透明。如果中央政府、省政府鼓励竞争,他们可以提供信息,让居民了解一个城市发展的情况。让他们做出好的决定,好比大学,学生可以选择在哪个大学接受教育。哪个城市好,居民就可以选择居住在那里,给他们提供可靠的信息,好比保安市场。城市之间要开展竞争,就必须告诉居民准确的信息,这个城市的情况怎么样。各个城市的透明度可以使领导做出好的决定,不会滥用权力。

关于城市化的类型,中国有一点做得很好,就是提供廉租房、廉价房、经济适用房,让新移民居住。关于城镇化,经常会有这样的廉租房、廉价房。也许小城镇没有大城市漂亮,但它确实给人们提供了就业的场所。城市化在其它地方没有做好,有些国家发展了城市,但没有很好的规划,成为了贫民窟。小城镇也是很好的做法。

主持人:稻葵马上要进行评论。

李稻葵:我想做一点补充,大家应该关注这件事情。我觉得中国的城镇化严格意义上来讲还没有完全展开,刚刚开始。为什么这么讲?刚刚开始的竞争,城镇化真正要展开,一定是各个城市要竞争人口。这个游戏还没有完全展开。我们的城市领导还在竞争投资。但是,有一件事情初见端倪,争什么呢?争高铁站、高铁规划。现在的高铁正在改变中国的经济地理,哪一个城市设了高铁站,这个城市以后的产业和人口必将会比较快地快速发展。所以现在各个领导都知道了,高铁站在哪里设、哪里不设,北京到上海的高铁站绝对不是平均的,刚进江苏那段时间非常密集,很多高铁站,到安徽那个地方就没那么密集,这个游戏已经开始了。这个游戏如果升级成竞争人口。大家认识到,人口上升以后,GDP和产业发展会提高,这个时候城镇化的动力就真正出现了。

主持人:保罗·罗默教授提到没有单一的处方可以解决问题,实际是要通过综合手段。刚刚他演讲时特别谈到人口的流动性也需要制度保障,包括社保制度的保障等等,牵涉到很多问题。实际上城镇化、城市化是全面深化改革大主题下的重要任务,而且也牵涉到很多问题。

下面把提问的机会留给现场。

保罗·罗默:澄清一下,可能理解不对,关于什么是城镇化。我想的是城镇内,比如说一个大的城市之内,城镇化可以是小的城市的发展。我想好的模型就是有些城市会发展壮大,但很多会萎缩,像其它国家。其它国家农村地区的小镇在萎缩,人都向大城市迁移。如果给他们机会的话,城镇的领导人可以竞争。但是,应该认识到并不是每一个城镇都会壮大,即便是20-30万人的城镇。这给我们提出了重要原则,如果政府提供转移支付的话,这些转移支付应该直接给个人,不应该转给村镇。个人就可以决定他到哪里找工作。因此向个人的转移支付比向集体的转移支付更好。但是,在政治上来讲,往往是很难维持的。

李稻葵:中国的情况和欧洲完全不一样,不好比。欧洲500年前的城市结构和今天基本一样。中国将会完全不一样。因为中国人口多、资源要素的约束能力非常强。我相信中国未来会涌现出一大批500万、600万,甚至于上千万的城市。

主持人:下面还是继续提问。

提问:非常感谢罗默教授的精彩接受。刚刚讲到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关系。到底是经济发展带动城市化呢?还是城市化带动经济发展?恐怕两方面都会有。但是,主要还是经济发展带动城市化发展,这可能是各个国家的经验。我感觉以前的城镇化是可以理解的,但往后中国城镇化的过程中,恐怕和过去的条件完全不一样。大家都知道,城市里的工厂需要工人或者是技术人员,现在的产能过剩,中国的数字是70%,有些行当是50%、60%。美国都是78%,中国现在是大大的低于这个水平。当然,希望有些新的行业,比如互联网、IT可以代替得很好,但现在不一定马上能代替。

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条件,大家已经开始讲到有关老龄化的问题。在2010年左右,几乎是3个劳动人口抚养1个老年人口。按照现在这样的情况发展,恐怕在2050年的时候是1个劳动人口抚养1个老年人。现在很多人都提出农村的年轻劳动人口没有办法留在大城市,李稻葵讲的情况现在已经出现了。怎么办?只有上大学的农村毕业生留在城市里。他们目前能不能找到工作,这是很大的压力。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会不会不像大家期待的那么乐观?依靠投资,能不能很好地发展?不是说不可以。日本过去在泡沫经济崩溃以后,依靠国家的大量投资来带动经济发展。这种观点对不对,请罗默教授可以帮我解读一下。

保罗·罗默:回应您的问题,是经济发展带来了城市化,还是城市化带来了经济发展。安娜卡列尼娜在书里写到幸福的家庭非常相似,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这提醒我们很多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也许你最后的结果是好的,但你可能忽略前面所做的一切。前面的很多事情可能都导致最后的结果,比如刚刚谈到的城市交通规划的便捷程度,都会决定这个城市的宜居程度。城市是现代化经济的产物,如果没有城市就无法进行发展。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城市化带来了经济发展。但是,并不是城市化这一个因素推动了经济发展,也有其它因素推动经济发展。

我们不应该低估城市良好运行的作用。如果没有城市,就会导致经济的扭曲。印度的情况很有趣,印度的城市化水平不高,制造业增长率也非常低,而高科技领域发展得非常迅速。在某些程度上,这是好事。但是,在另一个方面,也会剥夺很多人在制造业寻找工作的机会。当他们刚刚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时候,因为缺乏制造业提供的就业岗位,他们没有办法找到工作机会,所以有一个成本的问题。没有城镇化、城市化,一个国家要想实现高速的经济发展,恐怕并不容易。

大家应该认识到整个进程可能会显得有些混乱。如果现在在城市之间就存在竞争,如果有成百上千万的人要进入各大城市,可能你觉得现在的竞争比较容易。到最后一定会有一些城市比较能够吸引人,有些城市不是那么受人欢迎,就像企业那样,我们会看到企业发展得好会吸引更多的人才。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

(编辑:caoshaonian)
关键字: 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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