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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改革永远会有利益集团阻碍 真正重要的是发展新制度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5-11-13 16:23:00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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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网讯】“这次(改革)的特点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向一个制度,这个制度自觉的向一个已经存在的、历史上形成的、别的国家正在实行的制度转轨。从我们过去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而这个市场经济它不是一个理论的蓝图,它也不是一个未知的结果,它是一个已知的模型。”11月13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在由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上表示。

樊纲认为,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只要是改革永远都会遇到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改革理论和政策的制定就是怎么找一个办法克服掉这个阻碍,使改革能够推进。“我说很多改革都可以借鉴中国经验,中国改革经验是什么?——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

因此,改革的重点不应放在对旧制度的修补,而应着力发展新制度。“你仔细研究,你会发现其实真正重要的不是改革那旧的原已有制度,真正重要的是发展出新的制度。因为新制度比旧制度增长快一点,只要你大力发展新制度,旧制度最后可以趋向于无穷小,新制度变得无穷大,所以慢慢就淘汰了。”他指出。

樊纲举例道:“现在那些大的国企改起来也很难,真正有意义的产权结构的变化到治理结构的变化也很难,那么怎么能够发展呢,我们要创造其他条件,通过改变整个制度结构的方法来改变旧制度改革的条件,首先着眼于新制度的发展,然后为改革旧制度创造更好的条件,我们的改革能够逐步逐步推向前进。”

以下为樊纲发言:

樊纲:今天我们这个理论评奖,经济学家们聚在一起,机会难得,我也非常想借这个机会讲点理论的内容,讲点理论和我们现实的关系问题。

关于理论和政策这件事,我不多讲,待会我们颁奖还有感言,在那块再讲。这块我接着什么讲呢?接着刚才厉教授讲的,刚才厉教授最后那段话正好讲到过渡经济学的事情,我接着他那段话讲。

他讲到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说过渡、说转轨是有特指的,特指的就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如果说这个还是有点特定的话,那么它的一般意义在什么地方?它的历史上其他制度变化的差异在什么地方?这一点我们是需要搞搞清楚的,这一点搞不清楚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因此,经济学英文里边翻译的是两个词,一个词我们翻译成“制度变迁”、“制度变化”,而过渡转轨这个词,这是英文翻译过来的另一个词,我们用两个词,通用的,是讲过渡经济学也好、转轨经济学也好,反正都是指的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差别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们研究经济学要研究清楚的东西。

我个人的理解差别在这儿,历史上的那些转轨,特别从中世纪,到现在,到市场经济,到资本主义,刚才厉以宁教授讲的其他国家正在经历那个事情,在历史上刚刚发生的时候人类是不自觉的,是不自觉的一种进化过程,他不知道未来在什么地方,他不知道最终的体制是什么,他不知道,他就是捕捉机会,就是看到这个机会了,他改一改。

改一改,有人反对;有人反对,他就换个方法再改一改。反正视新的情况,一点一点改,法制、一个制度、再另一个制度。

刚才我们在一开始悼念杜润生老先生,杜老先生是1号文件的制定者,关于农村改革。每次一个文件,改一些东西、改一些东西,这不是我们的过程,但是这些过程在欧洲都发生过。关于农地怎么改革,关于农民跟林土什么关系,隔三五年改一个小制度,农户可以到20英里以内的地方打工,你出去,超了不行;过两年,50公里。等等,逐步慢慢改。他不知道未来是什么,他不知道未来是大工业化、城市化,所以他是适应环境的一种进化过程。

而我们首先经历一次当年公有制计划经济形成,它在历史上没有形成过。我们先说苏联,我们有一个苏联仿效搞计划经济,苏联在理论上先想清楚,然后搞计划经济。当然了我们就是学他了,我们跟他有共性,但是这个不是一种渐进,而是一种理论上的,实现理论框架的理论过程,所以跟历史上的那个转轨也不太一样,我们那个时候管那个叫过渡,我们五十年代经济那个阶段也叫过渡时期。

那么改革是什么情况?我们这一次的改革是什么呢?这次的特点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向一个制度,这个制度自觉的向一个已经存在的、历史上形成的、别的国家正在实行的制度转轨。从我们过去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而这个市场经济它不是一个理论的蓝图,它也不是一个未知的结果,它是一个已知的模型。

一会大家说我们不知道,但是苏联他们是知道的,他们当时提一个口号,回到欧洲去,你就实行市场经济制度。我们呢,大家可以争论我们是知道还是不知道,但是就是那句话“摸着石头过河”,要过河那彼岸是知道,怎么过不知道。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派出了十几个考察团到世界各国考察,回来的结论基本一致,虽然当时用语不那么说,但是大概我们要搞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是知道的。因此什么叫转轨、什么叫过渡?它跟以前的制度变革,制度变革是两种:一种是叫制度变化,一种是从渐进的、进化式的、不知道前面最终结果的一种进化过程,那是一种变迁;还有就是计划经济形成的时候,按照一个蓝图设计的制度,都不一样。我们是向一个已知的、别人正在实行的一种制度转轨、过渡、变迁。

那么很多问题的独特性也在这儿,一方面你不是说完全不知道,另一方面你一时半会又实行不了那么完善的制度,那么在这过程中就有很多摩擦、有很多问题。

特别是刚才厉教授讲到了如果我们没有带来改善民生,如果我们没有带来平等,社会上很多人就会怀念过去那些制度。我说这是非常现实的一种警告。

当时公有制计划经济怎么来的?就是针对当时市场经济的问题设计出来的,两件事:一个是贫富差距,一个是经济周期。马克思三卷资本论,第一卷是贫富差距,第三卷是经济周期,既然搞市场经济,这两个东西都出现,你处理不好,为什么现在很多思潮产生,很多思潮现在很有市场,是跟我们现在转市场经济这些问题是相关的。

我个人我是学思想史出身的,我现在更理解为什么当时出了那些社会思潮、那些理论、那些蓝图,是有原因的。我说我现在理解得更清楚了,我们现在大概正在经历有点类似欧洲国家第二次革命。你实行一种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的问题也会同时产生。你说我只要好的、不要坏的,这是不可能的。

然后我们现在作为一个落后国家,人家发达国家了,我们天天跟人家比,历史上他们走到1848年的时候他们没有别的国家比,他社会上那些问题没有,我们天天跟人家比,人家社会保障多好,跟一个发达成熟的体制,法制健全,我们又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社会的反感情绪就会不一样,我们都是推动改革,我们都是想继续发展,但是在推动过程中一定要关注这个问题,然后怎么推动这个进程,这个过渡、这个转轨能够不断的进行下去,而不是逆转。

我200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就讨论过逆转的情况,模型可以证明只要有一个系数出了问题,有一个系数发生了问题,会逆转。这是第一方面的问题,今天我非常高兴厉教授把这个话题挑出来了,这正是我们研究转轨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一般性的理论问题。

第二个转轨经济学讨论的问题,也是大家现在议论很多的,改革阻力太大,阻力在哪呢?既得利益。以前没什么既得利益,以前改革好改,现在都是既得利益,改革不好改了。我说从我们理论研究角度来讲,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不是不同意没有利益集团,是从来都有利益集团

我1991年发表的第一篇转轨经济学的文章,讲的就是利益冲突,讲的就是怎么打破改革的阻力,阻力来自哪?就是利益集团。非常遗憾,这篇文章当时发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一个论文集里面,他没有发表在杂志上,所以很多人不知道。我那篇文章就是分析利益冲突的问题,任何改革都涉及到原来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原来体制再不好、原来体制再每况愈下,他总有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就当年我们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村里面都还至少一两个人反对,有些既得利益。从来有,当年的改革,我们当时取消粮票,那多少人就靠那粮票吃饭的,你一下子取消粮票,不搞当时的双轨制过渡,多少人就陷入赤贫,那个既得利益多大,所以我们的粮票到92年才逐步取消,这都是既得利益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改革没有一致同意,经济学里面说一致同意是不存在的,改革永远有反对者,永远有既得利益的阻碍,改革理论和政策的制定就是怎么找一个办法克服掉这个阻碍,使改革能够推进。这是根本问题。

因此改革从来不是一致同意,从来不是怕落脱改进,经济学的判断标准很弱,他只能判断是不是怕落脱改进。反垄断,别人都受益,就是那个垄断者是受损失的。改革永远有阻力,改革就是怎么找到一种方法。

当年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是这种方法,而且从一般的意义来讲,在我看来如果你改不动的话,双轨制慢慢就是把它变得像一点怕落脱改进,包括给补贴,这样受损失的人就小了,可以改进了。

我说很多改革都可以借鉴中国经验,中国改革经验是什么?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这就是房地产税,我说不用别的,就是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肯定改得动。然后用到国企改革这件事上,我记得我92年,当年大家也在讨论国企改革的问题,当时我想不通当时那么改,当时各种制度情况下想不同怎么改,那要推进整个制度改革的变迁,发展新制度,当你旧体制改不动的时候,你去发展新制度,让新制度的发展改革、改变制度的结构。

而且你仔细研究,你会发现其实真正重要的不是改革那旧的原已有制度,真正重要的是发展出新的制度。我2003年《论改革》那篇文章当中已经证明了的,因为新制度比旧制度增长快一点,只要你大力发展新制度,旧制度最后可以趋向于无穷小,新制度变得无穷大,所以慢慢就淘汰了。至少新制度发展能为旧制度改革创造条件,其实我们九十年代改革抓大放小,很多程度是因为民营经济发展了、市场发展了,改革的条件,把旧业接下来了,把失业工人能够有新的就业,接下来了,它就形成了新的制度。

我不是说当前很多改革改不了,但是我想来想去有些改革还是比较难的,因此我非常同意现在正在做的其他的事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为民营金融、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改变制度结构,同时改变整个经济的资本结构,国有资本还是大嘛,然后逐步发展民营资本。

资本条件变化了,现在那些大的国企改起来也很难,真正有意义的产权结构的变化到治理结构的变化也很难,那么怎么能够发展呢,我们要创造其他条件,通过改变整个制度结构的方法来改变旧制度改革的条件,首先着眼于新制度的发展,然后为改革旧制度创造更好的条件,我们的改革能够逐步逐步推向前进。也许现在可能马上见不到什么成果,但是在逐步改的当中。我当时写了几篇文章,研究过渡过程,都是这种,新制度慢慢发展了,旧制度就有改革的条件。

在这儿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跟大家介绍我研究的这些理论跟现实是密切相关的,我们过去中国的一些经验的分析,对中国一些过去事实的分析,对我们回过来思考现在的问题也是相关的,因此也希望大家更加关注我们这方面的研究。

谢谢大家!

(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嘉宾确认)

(编辑:shenxue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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