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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速的上下限分别是6.7%和6.2%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6-11-17 14:09:00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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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蔡昉

财经网讯】“中国经济的增长应该在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内,我们经济增速的可行区间相对较窄,下限总的来说是在‘十三五’时期保持平均6.2%的速度,上限是6.7%的增长速度。”11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财经》年会2017:预测与战略”上作出表示。

蔡昉解释称,下限是当前理论上推算出来的潜在增长率,不会出现通货膨胀也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现象,就是一个可行的增长速度。潜在增长率是根据生产要素供给,比如劳动力的供给,人力资本的供给、资本的回报率,以及这些生产要素的配置,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决定的。更具体的说,它和我们人口红利从强劲到逐渐消失的变化是有关系的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跌到底线之下,低于潜在增长能力,意味着生产要素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当劳动力没有得到充分使用的时候,就出现了周期性的失业状况,这是我们为什么不能低于底线的一个原因。

“同时,我们又希望有个更好的结果,我们设想有一系列的改革保持下去的话,能够获得额外的潜在增长能力,也就是潜在增长力+改革红利,因此在6.2%的基础上可以达到更高,上限应该是6.7%的增长速度。”蔡昉指出,“如果现在追求一个超过经济增长上限的增长速度,总的来说,必然是过度刺激的结果。”因为改革红利决定上限,恐怕改革不会进展到超过6.7%的那个程度,这只能是过度刺激的结果。“而这些过度刺激,意味着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历史经验,它必然会滋生资产泡沫,助长了杠杆的提升,最终可能会酿造出系统性的风险。”

蔡昉最后强调,要推动和加快改革需要形成几个共识。第一,不要把改革看作是和经济增长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涨,两者是可以互相促进的,改革是可以带来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第二,在推行改革的时候也有成本,因此改革不是免费的午餐,至少几项重要改革都需要增加财政支出,“我们要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分担改革的成本,分享改革的红利,这样才能做到各级政府都有改革的相同激励,否则激励不相容,就会产生冲突,产生观望和等待。”

以下为发言实录

蔡昉:大家下午好。我们《财经》年会的主题是预测与战略,我从预测的角度提出这样一个题目,叫“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限和上限”。我们划一个上限划一个下限,意味着我们中国经济的增长应该在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内,这个区间是我们希望的范围,同时也遇到很多客观的约束。所以,第一个判断是,我们经济增速的可行区间相对是比较窄的。我们“十三五”今年是第一年,到上半年为止实现了6.7%的增速,下限总的来说是在“十三五”时期保持平均6.2%的速度。它是怎么得来的呢?它是我们当前理论上推算出来的潜在增长率,不会出现通货膨胀,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现象,就是一个可行的增长速度。同时,我们也希望有一个更好的结果,这个更好的结果,到今天我们认识到经济发展进入到了新常态,我们就不能说越高越好,因此,我们设出的上限是紫色的线,在“十三五”时期,应该是6.7%的增长速度,它是怎么得来的呢?是潜在增长力+改革红利,也就是说设想到有一系列的改革保持下去的话,能够获得额外的潜在增长能力,因此在6.2%的基础上可以达到更高。

中间的蓝色线是我们实际的增长速度,按照趋势看,在原来的潜在增长能力之上会迅速下降,但是,我们希望在今年达到6.7%以后,今后能够保持不要过快的下滑。如果从今年开始,逐渐向经济增长速度的上限靠拢,到2020年的时候,让两条线并在一起,今后四年里,应该保持6.5%的增长速度。这和我们原来预期的在“十三五”时期保持6.5以上,最终达到2020年翻一番的目标是一致的。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经济增长的三个可能的数据,6.2%是下限,我们不应该突破它。6.5%是在现在的基础上今后平稳的回归到上限,上限是6.7%。当然了,上限只能追求后几年的结果,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样子。

先看一看下限是怎么决定的?下限就是我们测算出来的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是根据生产要素供给,比如劳动力的供给,人力资本的供给,资本的回报率,以及这些生产要素的配置,也就是你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可行变化决定的。更具体的说,它和我们人口红利从强劲到逐渐消失到迅速消失的变化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看到了潜在增长率是从2010年之前的接近10%逐年有所下降。因此,决定了我们经济增长的下限。

大家看,左上角的图,是和我们的劳动供给,也就是出现的劳动力短缺,工资迅速上涨的趋势是有关的,但我画出来的这几条线是指中国的单位劳动成本与主要的发达的制造业国家单位劳动成本之比,如果它迅速上升,就意味着我们迅速向这些国家靠拢,我们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就比较快的丧失。单位劳动成本和我们平时说的劳动成本略微不一样,我们讲的劳动成本主要是由于工资水平构成的,这个涨的很快,劳动成本就迅速提高。如果你的劳动生产率能够以很快的速度增长提高,甚至劳动生产率还快于工资上涨的速度,你不会迅速丢失掉你的比较优势,因为所有上升的成本都被劳动生产率挣回来了。但是反过来,如果劳动生产率的上涨速度已经慢于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上涨速度,你的单位劳动成本就会提高。所以,单位劳动成本=工资÷劳动生产率,是和工资成正比,和劳动生产率成反比。

我们按照这样的测算,算出中国的单位劳动成本,的确是迅速上升的,我们的工资由于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过快,而且已经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因此我们单位劳动率成本提高。仅仅看自己的提高还不够,我们和德国、日本、韩国、美国等其他最发达的制造业大国相比较,相对于它的比重也在迅速的提高,意味着我们相对于这些制造业大国来说,我们的单位劳动生产率优势在丧失。由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这些国家用机器人替代劳动力的办法,迅速把制造业回归,形成了一个再制造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很容易丢失掉在制造业领域的比较优势,这是影响我们生产函数的一个因素。

右上角是指人力资本的供给,说穿了,人力资本就是由受教育年限决定的,有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各个阶段新毕业的学生构成的。它的构成会决定你的人力资本高低,如果大学生占的比重很高,小学毕业就业的人比重很低,你的人力资本还在提高。但这个构成相对不变的话,总的毕业生的群体,也就是新进入到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在逐年减少的话,因为劳动力短缺了,特别是年轻的劳动力人口在减少,总人力资本也就在下降。这条线是按照每个阶段的毕业生人数和平均受教育年限得出来,相加起来就是每年新增的人力资本。大家看,从2012年之后,就停滞下来,最近这几年已经开始下降了。这是生产函数中的又一个重要变量。

大家看这张左下角的图,投资回报率从90年代初开始下降,在过去这几年里,下降的更快了。也就是说,我投资到哪儿都很难有收益,原因也很简单,和劳动人口的供给有关,因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消失了以后,大规模的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用机器替代人,它的结果就是加快了你的资本劳动比的上升,因此,劳动者速度不能相应提高的话,全要素生产率不能相应提高的话,资本回报率就会下降。我们现实中,也看到了资本回报率的迅速下降,它决定了你的资本投入的积极性。

最后这张图,它可以给我们显示一个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也在明显减慢。在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很重要的部分来自于资源的重新配置,劳动力和其他的生产要素过去都集中在没有效率的产业中。比如劳动力被富余的农业中,当生产要素大规模流动,人口迁移,就把这些低效率使用的生产要素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部门,就得到了一个总体上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它构成了我们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效率未来的潜力,棕色的往上走的这条线,同时也到达了它的顶峰的线,是指外出农民工的数量。这个增长率是在逐渐减慢的,如果达到了峰值以后,增长率接近于零,接下来就有可能转向负增长。它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新增农民工绝大多数不是来自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人口,因为我们目前农业中富余劳动力已经大幅度减少,还在那儿务农的都是40岁以上的人,因此,他们有些不再转移了,真正变成每年新增的农民工的人数,在于农村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的学生,也就是16—19岁的人群。这部分人群的变化情况如何呢?就是下面蓝色的线,过去都是每年增长的,因此,农民工增长速度也很快。而到2014年,16—19岁的农民人口就达到了它的峰值,从去年开始,今后就是负增长,负增长的结果就是农民工的来源就没了。过去农民工每年的增长速度都是4%,到了2014年就降到了只有1.3%,去年只有0.4%,今年可能还会更低,未来可能是零,也有可能是负数。当新出来的农民工的数量抵不上那些到了40岁以后不想在城里干了,要退回农村的数量,农民工的增长就是负数。这个负数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速度就大幅度减慢了,因此,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是不利于我们经济增长这个生产函数的。

当我们从供给侧来看中国经济的时候,意味着我们看的是一个生产函数,这个生产函数里面有生产要素的投入,有劳动,有人力资本,有物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整个大图就显示出,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潜在增长率必然是下行的。而且里面有一些因素,其实是很难逆转的,但可以通过改革防止它下降过快。。

既然我们把它定为下限,就意味着我们不能突破这个下限,突破这个下限我们承受不起。我们定义什么叫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就是你达到了这个增长速度,既不会有通货膨胀,也不会有周期性失业现象,但是如果超过了这个潜在增长率,有可能会有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但低于这个潜在增长率,通常会带来周期性失业现象。

我们有一条红色的稳定的线,这是一个失业率的概念。这条线我们叫做自然失业率,主要是由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构成的,这两部分失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通常都会存在?因为一部分人过去的工作没有了,经济结构总在调整,丢掉了过去的工作,想找新的工作,也有很多新的岗位需要找我这样的工人,但是我的技能还不适应这个新的工作,所以我可能要去做一些培训,学习,这就是结构性的失业。同时,当我想找工作的时候,也有人想找工人,但我们俩凑巧还没有在市场上碰到面,这个过程中处在摩擦性失业的状态。我们的测算结果,自然失业率,中国目前大概是4.05%。总的来说,如果你的经济增长符合潜在增长能力,也有一个自然失业率,这很正常。如果超过了自然失业率,周期性失业就出现了。蓝色的是城镇登记率水平,大概4.1%的水平,它和自然失业率基本上是吻合的。我们最近这几年报出了一个调查失业率的概念,一般看上去是5%到5.1%的水平,但由于那个调查里头没有充分包括农民工,而大部分选的人是城市居民的失业率。不管怎么说,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总的来说,目前总的失业状况和自然失业率相符,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跌到底线之下,低于潜在增长能力,意味着你的生产要素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当劳动力没有得到充分使用的时候,就出现了周期性的失业状况,这是我们为什么不能低于底线的一个原因。

目前看,已经出现了一些端倪,虽然总体上宏观数据登记失业率是4.1%,调查失业率是5.1%,总体上的就业形势还是不错的。但目前已经出现了区域性和结构性的一些就业问题。当区域有巨大的差距,结构性有巨大的波动,在宏观数据上仍然可以说它是结构性的问题,如果去看一个具体的省份,也可以被看作是周期性问题了。所以,我们现在经济增长速度的底线还是必须有的,否则我们会遇到失业的困扰。

我们确定了在2020年的时候在2010年的基础上GDP的总量翻一番,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翻一番,按照官方的测算,在“十三五”时期必须保持不低于6.5%的速度,才可能实现这个GDP的翻番。也就是说在2010年40.9万亿的GDP基础上,到了2020年达到81.8万亿的GDP总量。这个要求是说,我们不仅不能突破底线,还要在底线之上,尽可能往上限靠拢,也就是说尽可能选择6.5%的增长速度是最佳的。

我们为什么设上限?因为人们总会说,我们设了底线之后,能够争取更高的速度,尽可能高的速度,为什么不好?也有几个理由说我们不追求超过上限。什么东西决定了上限?即使我们刚才给出的6.7%的上限,也是要经过相当多的努力,而这个努力主要来自于改革,通过创造改革红利得到在原来6.2%的基础上更高的潜在增长能力。

举几个例子,推进新型城镇化,特别是以农民工的市民化为核心。这项改革对于供给侧能够带来提高劳动参与率的效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是在负增长,绝对数量已经不再增长了,各个地区都显现出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今年上半年很多调查显示,企业的第一号关注,还是劳动力不足。这个时候,你想增加劳动供给的唯一来源,已经不是绝对数量了,只能进行结构调整,也就是说让还富余的农业人口转出来进入到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中,这个过程就是提高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同时,还让那些没有就业的,以及还没有机会就业,甚至不想就业的人,让他们进入到劳动力群体中,这样也可以提高劳动参与率,户籍制度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让那些到了40岁以后在城市打工的人没有后顾之忧,不会想到回到农村去,我们劳动参与率就可以提高,劳动力供给就可以增加。同时,新兴城镇化、户籍制度改革,还能够保持劳动力继续的流动,从而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当然,这可以扩大我们的内需规模,也带来更好、更平衡的宏观经济。

我们也知道,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会通过政策托底,能够保障民生,保持我们的消费需求。生育政策的调整,未来二十年以后,他们可以进入到劳动力群体,让我们的人口红利有所延长,同时在社会效益方面,也可以保证人口的均衡发展。教育体制的改革,培训制度的调整,可以提高人力资本,也可以提高资本的回报率,也可以防止贫困的代际遗传。从供给侧是提高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从需求侧可以改善民生,可以扩大消费需求,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以后,我们估算出了经济增长的上限,再超过这个上限,恐怕就不是改革红利了。如果现在追求一个超过经济增长上限的实际增长速度,总的来说,必然是过度刺激的结果,因为改革红利决定的上限再突破,恐怕改革不会进展到那个程度,只能是过度刺激的结果。而这些过度刺激,意味着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历史经验,它必然会滋生资产泡沫,助长了杠杆的提升,最终可能会酿造出系统性的风险。

我们自己这几年的实践,也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去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来自于金融,股市的推动。今年的经济增长里面,也很可能会有很大的一部分来自于房地产的推动。这些推动都是不可持续的,甚至可能是不够健康的。

从历史上,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也可以看到这一点。比如美国,长期以来供给侧存在问题,他们的社会政策存在着问题,在全球化过程中,他们制造业的工人丢掉了一部分岗位。在这个时候,他们国内的产业结构没有做出良好的调整,他们的社会政策没有保证这部分人顺利的转岗和最低的生活水平,因此形成了他们的不满。这个不满最初美国应对的办法,就是用非常宽松的信贷条件,让他们实现所谓的美国梦,你们可以买房,有没有工作没关系,有没有首付没关系,最后推动出了一个资产泡沫,次贷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危机,老百姓生活陷入到更加悲惨的状况,直到他们站出来在政治上投出他们的票,最后选出今天这样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也无助于美国经济的复苏。

从日本经济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非常惨痛的教训,当他们的人口红利消失,供给侧存在各种不利于市场经济增长的时候,没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反而认为是需求不足,因此采取了大量的刺激政策,也是推动出了一个强大的资产泡沫,到80年代末,这个资产泡沫破裂以后,至今它的经济增长也接近于零,我们叫做“失去的30年”。我们今天比较早的认识到了中国经济是新常态,是发展阶段的变化,不是周期性的变化。我们认识到了中国经济减速的主要因素是供给侧,要通过改善增长函数实现更高的潜在增长率,实际增长速度符合这个潜在增长率是一个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点非常重要。因此,我们设一个上限,不突破上限是宏观政策要稳定这一经济工作总体思路的基本要求。

我们不突破下限,不突破上限,它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一,在“十三五”随后的四年里,要保持6.5%的速度就够了,我认为也很好了,不要逐年下降,维持在平均6.5%的速度,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到了“十三五”的结局之年时,回归到经济增长的上限。从今年开始,我们逐年回归到“十三五”末达到上限的水平,意味着现在可以形成一个小的L型的经济增长。这张图显示的是看得更长一些,我们用潜在增长率预测到2050年,同时我们设想了几种不同的情景,在不同的情景中改革的力度是不一样的,我们提出了这么几种改革的效应:一是提高劳动参与率,劳动力供给能够得到改善,延长人口红利。二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国有企业的改革,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包括减负等等,都有利于这一点。三是直接减轻企业负担,降成本。四是提高人力资本,通过教育的改革,通过培训。五是通过提高生育率,能够改善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供给。在这几种组合的情况下,从左到右,改革力度不断提高,最好的一个结果是可以在长期中看到一个非常接近于L型的经济增长轨迹。因此,我们在“十三五”时期,可以追求一个小L型,在更长期的,中国走完了第一个百年目标,在走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时候,还可以通过改革,赢得改革红利,争取第二个L型的经济增长轨迹,它的前提是在短期内要保持底线和上限,既不突破底线,也不能突破上限。

最后讲一下,如何加快和推动改革。我们要进行哪些方面的改革,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在中央的文件中已经反复提到了。我们都知道,学者也取得了很大的共识,但也有一些人说改革推进的不像预期的那么快,至少我们看,如果加快推动改革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我想,最重要的一点,现在有一些共识还是应该达到的。第一个共识,不要把改革看作是和经济增长速度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涨,两者是可以互相促进的,改革是可以带来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我前面的那些估算,能够达到未来L型的经济增长轨迹,都证明了这一点,改革是有真金白银的收益,这一点我们应该认识到。但是,改革只是收益还不够,因为改革也要付出成本。因此,我们要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分担改革的成本,分享改革的红利,这样才能做到各级政府都有改革的相同激励,否则激励不相容,就会产生冲突,就会产生观望和等待。

经过改革的推进,我们也逐渐认识到,改革要确立体制和机制的改变,而不要简单的用什么指标去衡量。我稍候会举一个例子,仅仅用指标衡量可以不利于真实的推进改革。

我们知道,改革有红利,它的红利直接显现出来,就是通过生产函数改变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力提高的速度。但是,在推行改革的时候,也有成本,因此改革不是免费的午餐。我们至少可以举出几条改革都需要财政增加支出,比如户籍制度的改革,核心就是让农民工变成市民,享受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即使有些社会保障项目是参与者自己做的贡献,但在所有的社会保障项目里都是有财政补贴的,因此把更多的人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也就意味着更多的财政支出。比如提高人力资本的相关改革,当一个国家在逐渐提高义务教育普及水平的过程中,人力资本增长非常快,我们通常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那个阶段上,能够让过去上不了学的人保证九年义务教育,就可以大幅提高受教育年限。当义务教育阶段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百分之百,甚至超过百分之百以后,再想提高受教育年限,就要大规模扩大高等教育,但难度就大大提高了。因此,在这个时候,至少我们有两个办法可以显著的继续提高受教育年限:一是把义务教育推到高中阶段;二是把义务教育向前、向后延长到学前教育,这些无疑都需要增加政府的支出。结构性的改革,社会政策要托底,要大幅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率,要安置职工,要进行转岗培训等等,也是需要国家投入的。因此,我们知道改革红利,同时也知道改革成本,要良好的协调这两者之间。

我举一个例子,讲一讲改革如何能够做到激励相容。我们分解了一下,这些年新增城镇人口,城镇化的过程是由哪几个部分构成的?算的结果发现,自然增长贡献了城镇化的16%,虽然增长是指城市居民的新增人口。农民工,从农村转入城市而没得到城市户口的占了26%,这部分人最重要,因为他是从低生产率部门到高生产率部门的转移,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同时也提高了劳动力供给。还有一部分是从农村转入城市,得到了户口,只占5%。但还有很大的一部分,就地转移的人口占了53%,那些人可能过去是生产在县里面,现在改成市了,改成区了,过去他在村里或者乡里,现在改成了镇,这些人把户口转成城市居民户口,什么都没变,就业没变,甚至社会保障也可能没变,但户籍变了,因此它构成了城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过去很多年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速度有点慢,中央提出了的要求,“十三五”时期要加快促进户籍改革,一个办法就是加快就地转移的这部分人口,通过改口径、改身份就把这部分人变成了城镇户口,可以提高比例,但它不能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因为这些人没有发生其他的变化,因此不能改善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供给。我们想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要让大家认识到,改革是有红利的,是可以提高潜在增长力的,但你要合理的分担改革成本,要让改革成本至少有一部分由中央买单,这样各方的积极性才是相容的,改革才能顺利的推进。谢谢大家!

《财经》年会2017:预测与战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主办,于11月17日-18日在北京举行。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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