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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中国的高M2不代表系统风险 已适当收紧银根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7-03-25 18:39:00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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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网讯】“中国的高M2不代表系统风险,应该综合多个指标考虑,而PPI由负转正且高速增长后,决策层已表现出审慎态度,降低对强刺激的期待,适当收紧银根。”,3月25日,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在2017博鳌亚洲论坛“紧缩与增长:两难,两全?”分会场作出上述表示。

贾康指出,这两年中国守在3%赤字率的关口,低于欧洲警戒线,如果几个指标综合来看,中国在自己的发展中间也是在试图掌握一个紧缩和增长的必要刺激因素的权衡。

谈影子银行,他表示,虽然管理当局在做风险防范和必要控制,但是类似影子银行的金融供给近几年还是具有相当规模的。

以下为发言实录:

Henny SENDER:我想问贾先生的问题,就是很多分析师特别是西方的分析师说它的债率对GDP比例的增长,都没有像中国的增长这么快,也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他们对中国的担心是合理的,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

贾康:谢谢,我用中文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我说中文更流利,讲英文的国家请大家戴耳机来听。各个方面都在注意,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GDP之比,它的水平应该是250,看起来很高了,很多人担心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高杠杆率或泡沫化。但是在实际过程当中,M2走高以及在高位上的运行已经有若干年,同时中国经济在经历GDP指标表现在下行,中国的物价CPI这几年一直是2%左右的正增长,PPI在2016年9月之前连续54个月的负增长。更多的中国研究者担心的不是通胀而是通缩,从实际运行的结果来看,M2如此之高,很多人都在担心通缩,道理何在?很多的分析就比较复杂,我认同这里面有几点分析,一个是中国整体的金融架构是间接金融为主,间接金融使M2的计算形成很大的重复,这和美国直接金融为主恰恰不一样。你去查历史上曾经使M2走到过GDP两倍以上,现在要低于两倍,明显比中国低。但是,美国的直接金融占整个金融里面的比重至少是70%几,恰恰中国是间接金融占到百分之七八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做分析的时候要进一步认识它的这个差异性的重要指标。再一个就是中国经济阶段性的转变,它可能带来一个实际生活当中的货币流通速度,在整个的货币供应量来看,它不光要看供应规模,还要看流通速度,我们也专门分析过。这几年中国的经济运行货币流通速度在得到的指标来看,它相对来说是走低的,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M2为什么高起,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但是我想强调另外两个指标,在座的各位都是资深的专业人士,估计大家也都了解,就是欧盟签马约的时候有两个的指标,一个是公共部门负债率,取了一个整数60%,再就是赤字率,取了一个整数关口是3%,我认为这两个指标要结合着M2一起来看经济体的运行态势,我的理解,欧盟要形成一个货币同盟,来协调相互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时候,他提这两个指标意在形成一个财政激励约束,要让度各个经济体中央银行独立自主的权利,服从央行的协调,必须配上财政政策这方面必要的财政纪律。两个整数关口,我们了解未必有多么精确的量化模型的测算,就是这些成员国形成的共识,有这样的两个警戒线,实际运行的结果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下,这两个指标在欧盟成员国当中都失手了,包括德国、法国都没有守住。后来情况缓和以后他们又进行了调整。在发生危机局面的时候,希腊爆发危机的时候公共负债率高达110%。美国和日本这两个明显发达的经济体他们都不认真考虑欧盟签马约所设定的这两套警戒线,日本公共负债率已经高达250%,美国也曾经高到110%以上。中国都担心M2是否过高的情况下,中国的公共负债率始终控制在40%以下,我认为同口径比较肯定达不到60%,中国在欧盟提出这个警戒线的情况下,他遵守了欧盟60%的警戒线始终没有突破。中国始终没有突破3%的赤字率,包括这两年中国也是守在3%赤字率的关口。如果综合这几个指标来看,中国在自己的发展中,也是在试图掌握一个紧缩和增长的刺激因素,并且开始有一些新心得,但是我想别的经济体不一定要照搬,但是可以进行分析。从三个指标一起来看,我更倾向于M2虽然相当高,但是不能马上代表系统性的风险。

Henny SENDER:谢谢。回头来说银行,银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经常会出现一些偿付能力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欧洲跟美国相比为什么这么脆弱呢?欧洲的银行依赖于美国货币市场的批发性融资,中国从两个方面看银行,一方面是说中国的银行不良率这么高,中国在低估它的问题贷款,不良债都是在影子银行当中,我们都不知道中国银行的资产率到底是有多少坏债,另外一方面,中国的银行却是不仰赖于批发性融资,它的存贷比是非常高的。中国的银行是否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脆弱点呢?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呢?

贾康:中国的影子银行前几年就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管理当局也在这方面进行了风险防范,做了一些必要的控制。但实际上据我了解,理财产品、财富管理的方式等等对接到的类似于影子银行方面的金融供给这几年还是有相当规模的,我的理解这是在中国由于现实发展的需要逼出的一个直接金融的变相的发展,这个影子银行更多对应到了在市场上各种股权投资,包括私募、众筹,它都可以跟我们现在说的银行的理财产品和理财概念之下,在中国发展非常迅猛的财富管理公司等等,它们形成了一种金融创新式发展的机制的连通。从这个角度来说,银行系统在坏账比例上升的同时,它有一个疏解渠道,坏账的压力疏解到变向直接融资的领域里面对接市场需求,在实际的融资成本方面开始多样化了,有了更多的弹性,多样化的对接现实需要。

Henny SENDER:我想要问一下贾康,从您的角度来说,55个月的通缩,现在成为通胀,PPI上升了,这是否意味着债务实际的负担特别是国企已经下降?它们的利润率也涨高了?

贾康:随着2016年9月以后PPI由负转正,它的确有冲击力,月度同比上升7%以上,而中国的货币政策当局很快改口,原来的货币政策同稳健转到了松紧适度,现在的表述回到稳健而且又加了一个中性,稳健和中性词意相近,绝对不考虑银根怎么放松这方面的调整,这是对这个形势变化的回应。同时,我们还可以继续观察,就是管理当局对于前一轮通胀压力记忆犹新,在前面的54个月PPI一直是负增长的情况下,虽然很多学者说中国的运行矛盾是通缩,但是管理当局从来没有在这方面认证过,有一个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上说,我们不认为中国存在通胀,也不认为中国存在通缩,那是在PPI已经走低得差不多快48个月的时候说的这个话。实际上它代表了最高决策层的一种审慎的态度。虽然感受到了有通缩的压力,但是轻易不认这个账,现在既然PPI已经转正,我估计它会更加注意控制怎么样适当收紧银根了,但是说法是叫稳健的通行。

Henny SENDER:中国向欧洲提供了很多投资,去拯救欧洲的市场,但是最近中国收紧了对外投资和资本的外流,我们接下来能够预期中国发生什么样的政策变化呢?中国有没有可能继续向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金融机构投资,或者向希腊进行投资?有人说希腊应该申请成为中国的一个省,您能不能讲讲接下来的发展,您如何看待中国的资本外流或者资本外投,向其他地方进行资本投资这样的一个前景?特别是那些有压力的市场,这样的投资会更多还是会更少?

贾康:您说的这个问题用语也很直率,是资本外流和资本外逃,在汉语里一字一差,一个褒一个贬,我觉得都要认账。中国很多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实力雄厚起来他要走出去,从一开始的商品输出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务输出就推进到了资本输出,以及可能还有技术输出。走出去发展的过程中,前些年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包括到欧洲到美国,当然也包括到南美和亚太、非洲地区都去做投资,但是2016年有一个指标它给中国有关的决策层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就是发现民营企业的投资,在海外投资的部分直线上升,同时民营企业在境内的投资直线下落,具体的指标是在2016年一直落到八月间民营企业投资只有2%的同比增长,而海外的投资直线上升。往外投资的这种民营企业,包括走出去的这种因素,同时也包括不良的资本外逃因素。有一些观察者,包括中国一些国有企业高层的管理人员他有一个观察,民营企业这段时间在海外资产的配置几乎到了不计工本的状态去做投资的资产配置。后面跟着的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在去年的三四季度以后在明显下滑,虽然能够在3万1美元等值的水平下波动,曾经低于3万,但是已经感到有压力了。虽然看起来数量很大,但是这个速度太高,如果再走一两年就觉得会引起恐慌了。同时我注意到,中国的管理部门从去年的“两会”开始,特别强调要坚定不移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要讲企业跟政府是亲勤二字,发展到了下半年明确推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文件和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的,要加快编纂民法典,要进一步尊重企业家精神,保护产权的同时还要纠正侵犯企业产权的冤假错案,这显然都是有所指的。这对应着资本外逃后面的不安全感,在投资发展过程中民营企业很敏感地感觉到方向感、希望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就是中国的管理当局要给民营企业吃定心丸,作出稳定预期新一轮的制度建设。而我认为加快编纂民法典对中国一定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作为民法典的通论部分正式公布,它会奠定中国市场经济在以后的发展过程当中产权基石层面走法治化道路一个基本的支撑条件。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甚至可以从一个通盘的角度观察,遏制住跟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变化相关的更深层的,就是更多正常发展的资本输出,而不要产生恐慌性的资本外逃,这又是一个必须权衡好的问题,而且一定要配合中国深化改革、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现代化进程。

提问:我想问一下贾老师,刚才您一直在说亚洲金融危机20年了,次贷危机有10年了,这两次危机都和全球化紧密相关,现在去全球化的趋势也很明显,您能不能描述一下再全球化这个图象和从前会有哪些不同?美国要对金融法案进行监管,如果放松监管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贾康:再全球化的概念倒是比较新,我更倾向于全球化现在只是遇到了波动式发展当中的一波浪花而已,可能连一个非常强的逆流都说不上。全球化已经成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但是由于它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加上2016年的几个冲击,显得它好像变成了去全球化的一个调整,这只是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意外当选总统,在他竞选当中的一些主张合成给人的一种潮流式的印象,我认为它称不上一个像样的潮流,只是一个浪花式的发展过程中的波动。

提问:我想问一下贾老师一个问题,财政在公共资源配置当中的作用,这几年财政在公共资源和教育医疗的配置当中并没有显现出作用来,财政在这一块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如果这个资源配置不好的话,对房价继续集中和上涨影响有多大?

贾康:中国的城镇化在加快过程当中,一线城市成为社会成员首先选择去进入的区域,那些地方公共服务的高水平已经在迫使财政更多地通过转移支付,通过它的再分配,使它往外面均衡化,但是这个均衡化的过程还难以冲抵大家首选一线城市所形成的倾向性,你得反过来想,如果没有财政这些年一再地突出重点监督一般的概念之下,对于其它的城镇区域和农村区域公共、医疗、卫生、教育和相关的各种各样投入的话,这个局面给人感觉更加不良。当然这个过程要把它走完,对中国还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在这方面进一步强调,才能对冲对社会的冲击影响,但是实话实说这个过程中,必须要有基础性的、其它的制度里匹配,比如说跟城镇化相关的土地制度、住房制度和不动产税收等进行通盘考虑,才能把健康发展的前景真正实现出来。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

【作者:苏宁金融研究院 (编辑:xuna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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