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经济增长目标是现实的 增速下降会丧失此前优势

本文来源 财经网 2017-11-28 11:23:00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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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余永定

财经网“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的同时需要有设定增长目标,如果未来十年、二十年能实现,中国就非常不得了。如果中国经济增速下降,此前取得的优势可能会逐渐丧失。”11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财经》年会2018: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余永定表示,重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完全正确。未来如何掌握好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也要保证适度经济增速是非常严重的挑战。

以下为余永定发言实录:

余永定:十九大报告是鼓舞人心的,我也同意,中国经济现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应该更着重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但是,我觉得经济增长对中国这样一个比较贫困的国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昨天查了一下,如果不对,希望《财经》杂志能够纠正一下。1990年的时候,中国的GDP是日本的1/8,我不敢相信,现在是日本的两倍多。日本人听了都害怕。你想想从90年到现在,为什么中国由一个不起眼的,在经济体量上不大的国家,变成了现在这么一个巨人,让日本人害怕。我觉得经济增长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这种增长速度是非常惊人的。中国依然有发展的潜力,所以,我们确确实实应该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但我们还是有个增长的目标,比如6.5%,这是现实的,如果我们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能坚持,能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就真是非常了不得了。如果我们认为差不多了,不管经济增长速度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我们前一段所取得的那些优势,可能就会逐渐丧失。所以,我觉得关键是掌握好一个度。

现在我们很重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应该看到,我们实际上面临一种矛盾,一方面要防范金融风险,另一方面,要保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所以,如何掌握好一个度,是未来面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

主持人何刚:余教授您也谈到过对中国经济增长,目前总需求不足和投资的低效,提到了中国是有理由进行经济刺激的,您所说的经济刺激是指什么?

余永定:投资问题需要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来谈,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为什么在2008年之后,中国的投资增长速度有个比较急剧的增长,那是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种反应。国际金融危机,我们出口大幅度下降,影响到国内一系列总需求的下降,当时我们的经济增长私渡由原来的9%以上,我记得是2008年最后一个季度到4%,那时候决策者是比较担心的,说要出拳快、出拳狠,不要让经济继续下滑。作为对策怎么办呢?主要是把一系列投资项目重新启用了。当时我问过朱之鑫同志,我说你们重新出台的一些投资项目,都是原来被你们搁置的,不要的,现在怎么又都起来了,不会造成投资效率的下降吗?朱之鑫做了一个比较微妙的回答,我这里就不重复了。总而言之,他们是看到了经济下滑的危险,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中央领导要求他们赶紧出台一系列的投资项目,防止经济增长的下滑。

我在2009年初发表一篇文章,我说我们宁可慢一些,但要好的经济,当时太急了,什么事情还是要掌握一个度。当时这么做,大方向是正确的,就是刺激有效需求不足,否则经济一下滑下去了,我们不知道后果是什么,想办法遏制经济下滑是正确的。但是,当时可能对于形势的严重性估计过度了,认为不得了了,我们必须要采取非常极端的措施,所以,确确实实导致了投资效率的下幅下降,整个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后来又引起了一系列问题。我想说的是,当时这么做是有它的道理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做过头了,所以,我们以后要加以纠正。

怎么掌握投资增长的速度呢?从教科书的角度来看,要看看我们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到底是多少?在中国有两个问题:第一,有些供给,有些所谓的潜在经济增长能力,实际上是废的,是应该制止的能力。像贾康博士谈的结构性改革,有效的供给,这些方面是对我们的讨论做出重要贡献的,我完全同意。你的产能是污染的,我就要坚决关掉,这不能算是潜在经济增长能力的一部分,但是把这个抛去之后,我们依然存在着有效需求不足,所以使得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问题。要解决就业问题,要充分利用产能的问题,还有要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这时候应该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但是,你刺激什么东西,这是一个很大问题。在当时,你说刺激消费,我们缺乏一整套的政策,能支持的就是国家大规模的项目,比如高铁,当时大家批评很多,但事实证明,高铁的大部分是非常有用的,对中国经济的增长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而且现在在走出去,基本是成功的,当然不否认有些是浪费的。但总的来讲,这是一件好事情,这是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对当时的做法要有一个全面的分析。

话说到现在,我们是不是还需要有一定的投资增长的速度?肯定的,比如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要保证6.5%左右,就要考虑到其他总需求的各个构成部分,是否能够使我明年的增长速度达到6.5%,如果不行就要刺激一下,通过根本用不着,甚至通货膨胀的危险都来了,当然政策就中性,甚至紧缩了。所以,一切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我现在想说的是什么呢?我们投资的增长速度确实偏快,应该让它逐步降下来,具体怎么降,以多快的速度降,是可以讨论的问题。

从结构上来讲,我觉得大有文章可做,确确实实有些要退出,有些行业确确实实要走下坡路。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已经超过了60%,中国的政策应该大力支持民营企业。还有,在南方地区,技术创新的势头是非常凶猛的,虽然不能估计这样的经济创新对中国经济的总量和经济未来的会造成什么影响,因为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对他们做出估计,但我们看如火如荼。国家政策应该是支持民营企业的投资,相应的国有的投资,也要稍微降一些。我们要支持创新企业的投资,其他那些传统的企业应该降下去。怎么做呢?要更多的利用市场的机制,你知道哪一种新兴产业是真正的新兴,不知道,企业家都不知道,我们不比他们聪明,给他们自由,让他们做决定。

我想特别提出一点,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必须要跟上,我通过自己的一些调研,发现了这么一些情况,很好的中小企业,完全是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的,是绿色经济,但是得不到支持。相反,还受到各种各样的阻碍,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可能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决策,或者由于形势的变化,不走运,会出现一些财务上的困难,这时候银行要给他们支持,而不是把他们推向所谓社会融资,推向高利贷,一旦进入高利贷就拔不出来了。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的政策是有缺陷的,应该调整政策,确确实实应该坚决贯彻十九大关于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方针,我们在这方面做的非常不够。金融一定要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一定要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

《财经》年会2018:预测与战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主办,于11月28日-30日在北京举行。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

(编辑:许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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