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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目前出现逆库兹涅茨趋势 要避免劳动力倒流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8-01-13 10:57:00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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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蔡昉

“中国过去4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实体经济增长的要素来源和生产率改善都和人口优势相关”,1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2018中国制造论坛:全球制造业变局下的新产业革命”上如此表示。

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增长主要靠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取得,缺少的是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等,但蔡昉并不这么认为,他表示,生产率的一个核心部分就是资源或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过去40年最突出特点是大规模劳动力从生产率极低,甚至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负数的农业,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分转移,资源重新配置使效率提升,这个效率就是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劳动生产率。

蔡昉认为,中国劳动生产率提升迅速,过去近40年,实际GDP总量提高29倍,人均GDP提高了20倍,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6.7倍,这得益于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和人口因素息息相关。此外,适龄劳动力数量过去很长时间十分充足且廉价,人力资本结构不断优化,即新成长劳动力不断涌入并加快改善劳动力存量,这为改革开放40年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来源。

过去生产率提高来自于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重新配置,但如果劳动力不再流动了,这种资源重新配置的贡献就停滞了,因此,过去的成就恰恰是未来的制约。也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消失。

蔡昉介绍,中国15到59岁适龄劳动人口在2010年达到峰值以后,近些年在以每年几百万的速度负增长,除了劳动力数量上的负增长,劳动力短缺带来工资快速提升,超过了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蔡昉认为,工资上涨速度超过了劳动力生产率提升速度,导致单位劳动成本的上升,这才是真正的制约所在。因此,中国资本投资回报率这些年一直在迅速下降。

依靠传统生产要素积累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必须转向生产率提高驱动,但应对方式与目标之间不能南辕北辙,蔡昉认为,目前有些地方出现了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方向不明确。他强调,产业结构调整是不是方向正确,取决于调整的取向是不是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高的部门转变,但目前却出现了逆库兹涅茨的不好趋势。

当新增进城农民工数量与返乡意愿强烈的农民工数量相互抵消,劳动力的城镇化就停滞了,新增青年农民工数量受人口因素的制约是个固定数,但返乡人群规模是因返乡意愿大小可变动的,如果不能善待外来人口,农民工返乡意愿会更强烈,如果返乡大于进城,意味着劳动力倒流,意味着劳动力从生产率高的部门和地区向生产率低的部门和地区倒流,这就是逆库兹涅茨过程,这非常不利于中国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发展,这一点非常重要,关系中国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大方向问题。中国要继续从农村到城市、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走正向的逆库兹涅茨过程,而不是减慢和逆转它。

蔡昉建议,政府应该抓手明确,聚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让企业充分竞争,着重技术进步和技术应用,实现优胜劣汰,让资源从生产要素低的部门向高的部门聚拢,这种创造性破坏,也是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发达国家生产率提高的30%-50%,都来自于这种创造性破坏。因此,政府要允许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流动,包括劳动力自由流动,加大户籍制度改革,提高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消除人才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弊端。

此外,政府也要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以减税降费以及降低交易费用等方式,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能够带来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

以下为蔡昉发言实录:

蔡昉: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会讨论很多关于中国实体经济、制造业发展的问题,遇到这种专业性强的讨论会,我就有点紧张,因为我自己不是研究制造业,也不是研究行业的,所以我得为自己做好合适的定位。

从中国制造业、实体经济发展的背景,我们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因为不同的制造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有不同的增长潜力、有不同的比较优势,也有不同的需要面临克服的困难,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作为今天讨论的一个背景,跟大家讨论一下中国制造业过去跨越了哪些重要的障碍,得到如今的发展,今后必须跨越哪些重要的关口。

应该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是在中国共产党政治报告中给予实体经济发展、制造业发展最高地位的一个报告,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同时,我们也知道,今年是中国的改革开放40周年,孔子说四十不惑,不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简单地讲我们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那是三十而立时的事。四十年不惑,就是要从探索的路径中总结一些一般性的理论,也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讲到的,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形成中国智慧,也可能为其他国家借鉴的中国方案。因此,我想今天在这儿利用这个机会探讨中国实体经济或制造业发展的条件。

上面这张图显示了过去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制造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这张图是制造业名义出口总额的变化,总的来说是陡然的上升趋势,近几年有一些平缓,甚至有所下降。与此同时,制造业的发展不仅表现在量上面,中国过去的四十年是增长的四十年,也是产业结构变化的四十年,中国制造业出口的结构显示了出了相应的变化,传统产业的出口比重在不断地下降,新兴产业,特别是先进的现代的制造业的比重在不断提高,这都表明中国过去取得的成就,我们需要知道取得这样的制造业发展,这样一个得到了国际市场认同的制造业发展,具有哪些发展条件?我们知道了这些条件,才知道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和创造未来的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我阅读了佛山制造业的报告,写的非常好,如果复述的话我抓不到重点,但是我从中挑出来一个要点,并把它叫做“佛山之问”,一是问过去,以前我们为什么能够得到发展,中国有经济发展的自身秘诀,有些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像特区、浦东,它有一些特殊的政策。我们第一个问的,我想市长可能会问,佛山不是特区,也不是省会城市,也没有得到明显于其他城市的优惠政策,但是我们为什么得到了制造业如此的发展。

再一个“佛山之问”是问将来、问今天,也就是说现在佛山面临着一些瓶颈的制约,其中最主要的是生产要素瓶颈,我们的土地潜力很小了,不可能靠土地再得到很大的红利;我们的劳动力跟全国一样,而且全国劳动力短缺,首先就是从珠三角开始的,所以全国劳动力短缺的趋势继续在发展,珠三角劳动力短缺肯定也是首当其冲的。同时,中小企业融资还仍然有困难,佛山这个地方也不是高校科研机构集中的地方,未来转向科技发展,生产率提高也有诸多的制约因素。

因此,我们回答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回答中国未来实体经济发展的问题,它就和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看过去,我们从上面这张图可以看到阴影的部分,正好是改革开放从一开始,70年代末、80年代初,截止到2010年,这段时间,我们看看人口的变化,上面在这个曲线显示的一直在加快发展的人口群体是劳动年龄人口,就是15岁到59岁的这部分人口,他们是劳动力主要的组成部分,再加上劳动参与率的因素,他们就是劳动力。下面这条线,基本上是稳定的,不增不减,就是15岁之前和60岁之后的依赖型人口,这两种人口,一个是稳定的,一个是迅速的增长,形成了一个剪刀差形状,表明了中国至少在1980年到2010年期间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一个不断地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我们把它叫生产性的,意味着劳动力充足,这是第一个因素,即劳动力数量的充足。

第二个因素,由于新劳动力不断地成长起来,每年都有大量的新成长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个新鲜血液有什么特点呢?因为我们改革开放初期正好处在教育快速发展的时期,我们通过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高校的扩招,成为世界上这一时期教育发展最快的国家,同时新成长劳动力不断地涌入,它就会加快地改善劳动力存量,因此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实体经济发展第二个因素来源。

还有其他的来源,比如说因为劳动力供给是充足的,又因为人口抚养比不断下降,而且是低的,因此资本积累水平就会不断提高,同时资本回报率也会保持在提高的水平,有很多研究已经证明,改革开放时期,我们有世界上几乎最高的储蓄率和几乎世界上最高的投资回报率。这还不够,因为大多数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取得的,资本的投入、劳动力的投入,但是缺少技术进步,缺少生产率的提高。其实不然,因为生产率是什么,其中一个核心部分就是资源或者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在过去四十年里最突出的特点是大规模的劳动力从生产率极低的,过去经济学家叫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负数的农业转移到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即非农产业,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资源重新配置,就得到了一个效率,这个效率就是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劳动生产率,过去四十年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是非常快的,GDP总量提高了29倍,人均GDP提高了20倍,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6.7倍,这也来自于劳动力的重新配置,这和人口是有关的。

因此,当我们讲人口红利的时候,不是仅仅讲劳动力数量,而是全面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实体经济增长所有的要素来源和生产率的改善都和人口相关。

下面这张图分解了过去四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贡献因素,可以看到资本贡献部分最大,但也是因为我们投资回报率高和人口因素有关,然后是劳动数量的贡献、人力资本的贡献、生产率的贡献,后者主要来自于劳动力的转移,从一产向二产、三产转移,实现了资源重新配置。

这个因素我们把它叫做必要条件,没有这些因素不可能取得高速经济增长,因为经济增长可以从过去的缓慢和停滞提高到一定的水平,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四十年里面是高于几乎所有的国家,至少是高于所有的大国,因为我们有人口红利,所以这是一个必要的发展条件,但还要有充分的发展条件,没有这个后者,我们做不到这点,而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改革和开放。

改革和开放,首先改革消除了制度障碍,允许生产要素流动起来,我们看到的是劳动力,90年代以后,特别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大规模的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还有大规模的人才从大城市、北方、北京这个政治中心流向了深圳特区、珠三角,这些都是资源重新配置,而能够配置来自于制度障碍的拆除,这就是改革。

同时,通过制度障碍拆除,把资源重新配置了,把潜在的人口红利转换成了经济增长潜力,能不能把这个潜在增长率实现为真实的增长率,还需要有需求条件,这些条件通过改革、开放,我们获得了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大家都说中国廉价产品把别人打的落花流水,这也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性,因为我们的劳动力就是充足,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就是廉价的,从所有这些因素,我们就知道过去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非常合乎逻辑的,既有充分条件,又有必要条件,充要条件合并在一起,我们必然形成这样的高速经济增长。

左上角的图,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城市的就业结构,这张图显示了城市劳动力在2010年之后已经是负增长了,已经在减少,但是仍然保持相对稳定,之所以还没有严重到不足的情况,是因为上面那两个组成的部分,就是农民工,有的被记录在册,有的是统计中遗漏的农民工,是他们保持了我们劳动力的稳定供给,因此劳动力流动的贡献,至今仍然起着关键的作用。劳动力转移出来,导致了下面这张图显示的农业劳动力的比重是逐渐下降的,目前只占全部劳动力的17-18%左右,也就是说劳动力转移的潜力和过去相比,已经降到比较低了。

过去生产率提高,很大部分是来自于各个产业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重新配置,就像右下角那张图所显示的,各个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是全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50%多,但还有40%多的贡献来自于资源重新配置,劳动力只要不流动了,这部分的贡献就没有了,因此,这是我们过去的成就,也是未来的制约。这是我们如何实现未来的经济增长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前面我所讲的都是截止在2010年,2010年我们进行了人口普查,发现2010年中国15岁到59岁的人口到达了峰值,在那之后,就是负增长,每年以几百万的速度在负增长。负增长看上去是什么问题呢?好像仅仅是劳动力短缺,但就像我前面说的人口红利不仅表现在劳动力数量上,相应的,人口红利的消失也不仅仅表现在劳动力的数量上。从左上角的图看,由于劳动力短缺,工资提高太快了,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就造成了单位劳动成本的上升,这是企业面临的成本上升最主要的因素。有的时候企业的财务人员跟老板说工资上涨太快了,这不是真正的问题,如果工资上涨很快,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快的话,就没有问题,说明你还有竞争力,问题在于工资上涨太快了,超过了你的劳动生产率,单位劳动成本上升才是你真实的制约所在。

下面这张图,可以看到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在这些年以来一直是迅速下降的,企业会感受到过去我只要筹到钱,找到生产要素,我做什么项目都挣钱,现在是我什么要素都可以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有什么项目可以赚到钱。

再看右上面那张图,可以看到每年新增的人力资本,就是受教育年限的总量即体现在劳动力身上的教育总量已经在负增长,这个增长要素也不利于今后的实体经济发展。

右下角那个图显示出来,过去我们靠劳动力重新配置,指望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生产率提高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今后如何呢?蓝色那条线显示的是农村16岁到19岁青年人的数量,2014年这部分人口达到了最高点,之后它就是负增长的。这个负增长是什么含义呢?就是说每年能够进城的年青人越来越少,很自然,我们就会看到外出农民工的增长速度已经从过去的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一点几,过去两年只有百分之零几点,近乎零增长。

这四张图合在一起意味着人口红利消失了,你不能只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是人口红利消失,而是转化成这些保持增长的因素之后,才显示出一定是人口红利消失,一定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制约。

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原因在哪,特别是党中央在作出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判断之前,中央告诉我们这是供给侧的问题之前,很多人认为这是需求侧的问题,是需求不足,因此就需要刺激,就要调整结构,刺激的办法是多搞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制造业比较优势下降的同时,建筑行业就跟了上来,还可以保持就业,与此同时,中国在这个发展阶段上第二产业比重太高,第三产业比重不够,因此三产比重的上升,无论是产值的上升,还是劳动力比重的上升都被看作是一个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说本市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新的成绩,三产提高了三个百分点,就是会这么讲的。

事实上,大家看上面这张图,那个图是说真正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产业结构中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还是最高的,是最右边的那个水平(见PPT),后面第三产业也好,建筑业也好,当然农业更不用说了,生产率都是低于第二产业的,含义是什么呢?如果产业结构变动的方向是退二进三,或者从制造业转到建筑业上面去,你发现的问题是什么呢?劳动生产率是在下降的,本来在这个发展阶段上,我们说依靠传统的生产要素积累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必须转向生产率提高驱动,同时调整的手段达到的目的却是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下降。因此,我们出的招和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南辕北辙。

从下面这张图,也可以看到GDP增量里面的产业构成已经在发生变化,因此,你看到不同的部分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看上去好像产业结构越来越多样化,但是贡献越来越大的那些却是生产率更低的部门,而减下去的那部分可能是生产率仍然比较高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我们出现了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方向不明确,目的不明确的问题,如果一个地区,比如说佛山,能够坚持实体经济,坚持制造业,它的劳动生产率一定是高的,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我为什么说叫逆库兹涅茨过程?谈到产业结构调整,很多人说是从低端到高端。其实,这不是核心问题。我们要解释的是所谓从低到高的转变是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过程,判断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是不是正确,取决于生产率是不是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高的部门转变,目前出现了逆库兹涅茨的趋势。

大家简单地说普遍劳动力是低端要素,我觉得这个看法是不对的,这个因素体现在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当中,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的下降也好,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目前跟我们同等收入的国家相比,比如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相比也好,我们仍然没有调整到位,并不是说我们产业转移、劳动力转移已经达到多么高的水平了,我们仍然处在比较高的农业劳动力比重和比较低的城市化发展阶段上,更不用说我们的城市化中还有户籍人口城镇化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的差别,很多人被城市化了,农民工被城镇化了,但是没有得到城市的户口,因此他们不像城市人一样消费,也不能像城市人一样积累人力资本。

下面这张图,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模拟(见PPT),这张图是农民工的年龄结构,我们可以看到相对来说农民工比城市有户口的人来说要年轻一些,更富生产性,延缓了人口红利的消失。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下面16岁到19岁的那部分人,农村的这部分人口已经处在负增长过程中,他们每年进到城市来,补充到这里面的比重就不太高了,总的来说我们每年还能有三千多万的16岁到19岁这部分农村人口,他们或者还要继续读书,或者毕业后进城打工,却没有一个人说我还要继承我家的承包地,至少每年还有几百万人进到城市来。但是,我们看到的统计数据是:每年外出劳动力增长的数字已经接近于零了。

为什么看不到这几百万人进城呢?其实他们还是进来了,我们在数字上看不到是因为另有很多人又返乡了,返乡的不是年轻的,是40岁以上的农民工,也就是图中灰色的那部分人,他们以一定百分比的返乡意愿或概论人返乡,就会与几百万进城的人相互抵消,就出现了外出农民工零增长的结果,就是劳动力城镇化的停滞状态。如果这个时候城市不能善待外来人口,不能善待农民工,他们的返乡意愿就会提高,比如说从50%提高到60%、70%、80%,回去的人就会多于进城的人,因为每年能够进城的人是一个固定的数,是由该年龄组的农村人口数量决定的,回去的人则由一定年龄组农民工的数量加上特定的返乡概率决定,因此回去的人是一个可变的数,从一定程度上说是由政策决定的。如果返乡人数大于进城人数,意味着劳动力的倒流,而劳动力的倒流意味着把过去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到生产率高的部门流动,逆转成为劳动力从生产率高的部门和地区向生产率低的部门和地区流动,因此它就是一个逆库兹涅茨过程,这是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也不利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实,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问题,是中国实体经济、制造业发展大的方向问题。

因此,我们要转向依靠新的生产率源泉,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对传统的劳动力我们要保持其从一产或农村到二产、三产或城市的转移,这是一个正的库兹涅茨过程,中国还有潜力,这是必须要保持的。而不是减慢它,更不是逆转它。第二,终究有一天,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会降到较低的水平,城镇化可达到70%、80%甚至更高,劳动力转移规模确实没有那么大了,那时候的生产率来自于什么地方呢?还有资源重新配置的余地。我们想一想,在一个产业内部,如果我们都是干一个行业的,每家企业的生产率应该是相同水平。如果我们发现大家从事的行业是一样的,另一家企业的生产率比我低,为什么它还存在呢?必然是它受到了不合理的保护,政府保护它或者银行保护它,如果没有这种保护,就意味着它的生产要素应该由我来使用,它的市场应该让给我。因此,通过自由的进入、退出、生存、死亡这样一个资源重新配置过程,我们也把它叫做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这是我们未来的增长率源泉。

这两张图一个是日本的情况,一个是中国的情况,显示出了当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源泉就会发生变化。首先,在很大程度上人们习惯于用资本去替代劳动,用机器人替代活人,提高了资本劳动比,资本劳动比提高通常同时会提高产出劳动比,即劳动生产率。但是,如果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太快,同时政府对这些机器的投入有各种补贴,银行也给宽松的信贷政策,资本替代劳动的速度就会超过应该有的速度,这个时候它未必就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这时候会遇到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所以,仅仅用机器替代人来提高生产率是不可持续的,最好提高生产率的办法应该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接下来进入结论的部分,我们应该给政府提出几条政策建议,过去靠生产要素投入可以实现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很明确地知道抓手是什么,只需让企业得到他们想要的要素,当然也要推动改革,让要素能够流动起来,但是更重要的是帮企业得到这些要素,例如招商引资,开放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批给企业需要的土地等等。但是,现在生产要素越来越紧缺,越来越要靠要素重新配置的时候,政府就会发现它不知道劲用在哪,抓手究竟何在。针对地方政府有这种难处,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提高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潜在增长率。党的十九大也第一次在政治报告中讲到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面对这样一个学术性的名词,很多政府仍然找不到把手。

那么怎么理解全要素生产率呢?还是应该把它理解成资源配置效率。首先,从历史上看我们过去已经懂得了让劳动力从一产转移出来,就得到了一个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当然是资源重新配置的结果。第二,我们还没有做的但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已经在做的,就是让企业要充分竞争,谁活不下去了,就要让它退出,然后把它的生产要素转给生产率更高的企业。这也是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在发达国家,大概生产率提高的30-50%,来自于这种创造性破坏。第三,大家知道技术进步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但是技术进步从来不是所有企业齐头并进的,一定是有的企业看到技术先机率先采用,过程中还可能失败,市场就把它淘汰了。但是终究有企业做对了,结果就是得到回报,回报的意思是这个企业得到更多的生产要素使用权,所以,技术进步的过程也是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

因此,理解了资源重新配置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就可以让政府知道究竟应该抓什么。对政府来说,首先就要允许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允许资源和生产要素流动,特别是劳动力流动。要把促进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起来,就要把现存的制度壁垒拆除掉。十九大报告也讲到了,要破除阻碍人才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

我们测算了一下,如果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能够提高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提高资源重新配置,可以把我们未来的潜在增长率明显提高,即图中在蓝色面积的基础上再提高两块。换句话说,劳动参与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提高多少个百分点,分别就能对应着提高相同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所以,户籍制度改革是政府应该做的一个事,是一个可以有着力点的抓手。

政府应该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这个政策环境既要让企业自由进入,其实我们更要强调的是要让企业自由退出,因为没有退出,没有创造性破坏,就会有僵尸企业,就意味着有那些不生产产出的、没有效率的企业还在占用着生产要素。换句话说,加快无效产能的市场出清,是提高配置效率从而保持健康增长的关键,也应该成为政府的抓手。政府不仅应该着眼于建立新的,还要勇于破坏旧的。

    降低交易费用,对于资源重新配置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都知道,美国减税计划中要把公司税从35%一下子永久性地减到20%。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美国的公司税率现在是35%,但实际缴纳的水平就是20%。那么,减税还有什么意义呢?有意义。今天它的税率是35%,同时允许企业拿出各种各样的证据来证明自己可以得到一定的抵扣,故意留有这些空子要让企业合法地去钻,因此企业要把本可以作为研究开发费用的资源,使用在雇会计师、避税专家上,很自然,这就大大提高了交易费用,必然降低在技术创新上的投入。一旦把35%的税就减到20%,同时不再留有任何空子,交易费用降低有利于企业创新。我们减税动手比美国早,但是没有降低交易费用。例如,营改增改革是给企业减税的机会,但是很多大企业都说,实际获得减税效果需要付出交易费用。连大企业都没有精力和能力去利用这样的减税机会,其他小企业就更无法做到了。因此,营造更好的政策环境,降低企业交易费用是政府可以发力的又一个方面,能够带来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

给我的时间也到了,谢谢大家!

(编辑:daisong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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