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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尾武彦:中国应推进累进税、遗产税改革以确保分配机制公平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8-03-25 15:10:00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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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开发银行行长 中尾武彦

财经网讯 “与OECD内国家8%的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的税收水平只有1.4%。我们需要引入公司税改革,指引企业更好地提供社会服务。” 3月25日,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在“中国发展高峰论坛2018年会”上如此表示。

中尾武彦认为,中国在过去40年举世瞩目的成就,向我们展示了国家增长能让人均收入从全球最贫穷上升到中上等水平。这40年当中,中国在农村地区让4.5亿人在1978年的基础之上脱离了贫困。2017年,中国贫困人口大大减少,中国也正在朝着2020年前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进发,实现中国所设立的各种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在电子商务、共享经济方面成为了全球的领跑者。

从中国的发展历史中可得出经济发展的八个条件。分别是投资基础设施、对于健康、教育的投资、宏观经济的管理、开放的贸易环境、良治以及公共部门的有效运作、社会包容、一个明确的未来的愿景、政治的稳定、安全以及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

中尾武彦提出,中国未来发展需要面对三个主要挑战,即不平等的增加、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以及人口老龄化。例如,我们需要让社会更加具有包容性、更加平等,包括统筹城乡户籍体制,进一步推进包括累进税、遗产税和资本利得税方面的税制改革。

中尾武彦透露,亚洲开发银行也在做一些促进性别平等的工作,比如在广西进行技术和职业教育培训方面的指导。另一方面,亚洲开发银行也致力于为环保类的项目提供20亿美元的贷款,支持水资源、环卫、流域改造。例如,亚行在京津冀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和融资项目,在去年发放了一笔6亿美元的贷款,来帮助一个空气治污项目。相信这样的融资能够为减排节能提供必要的技术。

中尾武彦表示,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在2014年以后不断下降,老年人养老率已经从15%提升到30%左右,中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老龄化社会。所以需要改善农村的养老保障体系、卫生服务体系。亚洲开发银行正在湖北、河北做一些养老、敬老的服务。合作方包括中国的一些企业。

在被问到2018年亚洲开发银行还将作出哪些举措时,中尾武彦表示,亚行还有一些确保清洁水供应的项目,希望帮助实现中国生态文明方面的目标。此外,还将支持中小企业融资,为中国的短板领域提供支持。

以下为发言实录:

中尾武彦:何立峰主任,张军扩副主任,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这是我第五次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这是一个非常高规格的论坛。今年的高层论坛尤其具有意义,因为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中国在1986年加入了亚开行,当时中国刚刚启动改革发展进程。我们非常骄傲对中国举世瞩目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我们依然是中国非常重要的发展伙伴,共同将中国一起将我们的贷款,以及将我们的知识、学习经验进行分享。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包括气变、环境、区域合作等领域共同合作。

中国在过去40年举世瞩目的成就向我们展示了国家增长能让人均收入从全球最贫穷上升到中上等水平。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逐渐朝着高收入国家迈进。这40年当中,中国在农村地区让4.5亿人在1978年的基础之上脱离了贫困。2017年,中国贫困人口大大减少,中国也正在朝着2020年前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进发,实现中国所设立的各种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从一个农业大国成为了全球制造业大国,现在正在从制造业大国朝着更多的消费和服务的方向发展。中国在电子商务、共享经济方面成为了全球的领跑者。这些新的技术以及企业家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产业创新集群。我多次在各种论坛讲过,经济发展需要8个关键的条件。这8个条件事实上恰恰是依据中国发展的经验得出的。

第一,投资基础设施。

第二,对于健康、教育的投资。

第三,宏观经济的管理。

第四,开放的贸易环境。

第五,良治,以及公共部门的有效运作。

第六,社会包容。

第七,一个明确的未来的愿景。

第八,政治的稳定、安全以及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

中国一直致力于将自己大部分的GDP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电力和交通领域,这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都要多。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也让中国能够更好地实现自己经济发展的潜力和人口潜力。中国实行了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是在90年代之后。中国决定建立市场经济体系,这样一种决心以及之后的行动非常坚毅。在新中国建国之后,女性的赋权水平也得到了很高的提升。中国最近的五年规划为中国的发展指引了非常明确的方向。我还在想对于中国来讲它的成功要素是什么呢?

去年,有一位中国的高层官员跟我讲到中国人有一些人说中国发展的成绩没有被更多人共享。1978开启改革以后,人们从事经济发展建设和改善生活的活力被激发起来,我们也在考察中国怎么在新时代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把现有的遗留的问题解决好。我知道中国的领导深知这些挑战的艰辛,在十九大上进行了深思熟虑。在今年3月份的“两会”上也做了相应讨论。

韩正副总理、何立峰主任讲到了这个方面的内容。我想讲三个主要挑战,不平等的增加、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老龄化的问题。

中国必须要确保整个人口能够共享增长的好处,更平等地享受这样一些好处。中国已经将几亿人口带出了贫困,现在也让很多人过上了更好的生活。但是,中国也面临着不平等增加和扩大的挑战。中国还存在地区不平衡的问题,在农村地区,人们还在贫困线上挣扎。

在平等这个问题上,它对社会不公有影响,同时会影响增长。如果人们觉得不平等,他们就没有辛勤工作的动力,不能给子女提供教育。中产阶级已经崛起,我觉得这为中国提供了很好的基础。重要已经跻身于创新有活力的经济体。我们需要让社会更加具有包容性、更加平等,对中国实现更高、更高质量的工业转型,以及创新增长的过程中,要攻克这些问题才能实现包容性增长。

政府在统筹城乡户籍体制,包括一些中小型的城市,需要提供更多的工作。人大也确认中国在进一步的扩大农民工对公共服务,包括健康、教育、住房服务的享受,去健全这样一个体系,包容更多的人口,这是一个正确的举措。

还有在累进税方面的改革,在遗产税和资本利得税方面的改革,也将有利于分配机制。与OECD平均水平的8%相比,中国的税收只有1.4%的水平。我们需要引入公司税改革,指引企业更好地提供社会服务。亚行也在这些改革方面为中国提供技术援助和指导,特别是在一些欠发达地区,我们在做一些促进性别平等的工作,实现更具有可包容性的增长。在技术和职业教育培训方面提供指导,主要是在广西。我们帮助中小企业通过小额融资和技术转移,我们在新疆开展了民俗旅游项目。

我们也在应对气候变化,也在提高环保效益。中国在很多领域引领了世界,同时在全球减少气候变化的影响,为实施巴黎协定做出了很多表率。基于生态文明的理念,我们也致力于为环保类的项目提供20亿美元的贷款,支持水资源、环卫、流域改造的项目。亚行在京津冀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和融资项目,帮助提升京津冀地区的空气质量。2017年,我们发放了一笔6亿美元的贷款帮助一个空气治污项目。我们相信这样的融资能够为减排节能提供必要的技术。

中国人口的老龄化,65岁及65岁以上人口,2017年已经达到了约1.6亿人。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在2014年以后不断下降,中国的老年人养老率已经从15%提升到30%左右,中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老龄化社会。我们需要改善农村的养老保障体系、卫生服务体系。在湖北省、河北省,亚行在做一些养老、敬老的服务。我们的合作方包括中国的一些企业。

中国新时代的发展面临很多挑战。我刚才提到的三点只是其中之一。解决这些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也必须强调要有宏观稳定、有效的市场配置,这是前提条件。讲到宏观稳定,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政策制定者非常明确地提出我们要治理某些行业的产能过剩,要确保金融、房地产行业的资产泡沫得到抑制。同时,进一步激发经济发展的创新性。中国采取主动的姿态,杜绝系统性风险的形成。在去年,中国金融稳定和发展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我们看到央行行长、财长和其他监管机构的代表,他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协调的办法去杜绝金融体系风险的形成。刚刚组建的新的银行保险监管委员会也能够更好地实现统筹监管。其他的监管环节也会得到进一步强化。

讲到市场的重要性,刘鹤副总理的讲话让我倍受鼓舞。这是他在今年达沃斯论坛上做出的讲话,中国将继续大力开放市场,让市场扮演决定性的资源配置的作用。他也提出中国是抵制保护主义的。中国会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促进公平竞争。同时,加大服务业开放,包括金融服务业的准入和更多的进口。我相信中国政府的政策和战略能够为高质量的发展奠定基础。市场对于效率、创新与可持续增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托。我们要基于规则来管理市场,这一点非常重要。产业政策的设计和落实必须不能制约竞争,必须能够让内资外资企业被一视同仁的对待。我们要保证长期效率持续。

女士们,先生们: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跟40年前不能同日而语。中国在工业、商贸、金融、文化、地缘政治和其他国际事务上都有非常重要的话语权,它的地位比中国人民自认的还要更重要。因此,很自然的,全球社会会有比较高的期待,期待中国在很多领域扮演更重要的作用。我相信中国能够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它发展的经验。中国也能够给世界做出更大,赢得他人的尊敬,把它自己的经验,以及从他方吸收的经验,以及从文化中找到的灵感,能够跟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分享。

孔子曾经在《论语》中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在日本上高中的时候学习了这些内容,当时还不太理解这两句话背后的深意。随着时间的磨炼,我越来越感受到学习很重要。但是,回头看,实践对我们大家来讲也非常重要。

最后,我想提一下孔子的第二句话,看到这么多世界各地的朋友,有朋自远方来,真是不亦乐乎。

主持人(张军扩):下面再看看有没有对中尾行长的提问。问题是:近年来亚行在包容性经济增长、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了许多积极的贡献。面对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亚行将如何应对?能否透露一下2018年亚行将有哪些具体的举措?

中尾武彦: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有很多方式支持中国的包容性增长,诸如教育、培训,尤其是在技术、技能培训方面弥补这方面教育、培训的短板。同时,要在养老方面做一些工作,尤其是在TPP的框架之下,以及在资源调配方面进一步的支持私营部门在这些方面的努力。此外,我们还有一些项目在环境方面来确保清洁水的供应,实现中国的生态文明方面的目标。此外,我们还支持中小企业融资,为中国的短板领域提供支持。在过去32年所做的这些工作,与中国共同合作,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努力,都是有包容性内涵的。尽管我们还会做更多的这方面的工作来应对。比如,气候变化等等方面的挑战。

我们还将支持可再生能源论坛。我们还会通过技术援助的方式来支持碳交易体系的建立。

主持人(张军扩):谢谢中尾行长。第二个问题还是给中尾行长的。问题是:您刚刚提到8个条件,是否可以详细讲一下?

中尾武彦:非常感谢。正如我刚才所说,这些想法,这8个条件事实上并不是很新的,大家都在谈论。但是,当我把中国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的时候,我发现一个明显的区别。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中国做的是非常多的,非常有力的,包括交通、高速公路、高铁、港口、电力方面的建设,这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世行讨论社会部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如果每年这些基础设施,没有公路,没有港口,人们就无法获得相关的服务,也没有办法高效的与国内和国外其他国家进行交流沟通。

上世纪90年代,在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一直追求执行非常稳定健康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此外,在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上,很多国家都有进口替代的做法,有很多国家主导的做法,尤其是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印度、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并不是共产主义国家,但他们还是遵循了很多社会主义的想法,他们认为应该对人民提供更多支持。他们还有非常强的想法,从过去的经验中,让自己干预市场,但他们的做法并没有很好的效果。而中国相反,在1978年开始了改革开放,开始向外部学习知识、技术,以及其他政策,而且是非常认真的做这样的工作。在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尤其是在上世纪90年代,印度也开始了它的改革。再怎么说也不为过,用市场来开放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些良政,公共服务的提供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中国的官僚体制一直以来是非常有能力的,有这样的传统,而且中国的文官队伍能够带来很好的成效。

根据我们之前的分析,中国引进了很多国外的理念,包括金融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包括一些技术。此外,社会包容性也是很重要的条件。我不能指名道姓一些国家,但是有些国家的发展仍然只是一小部分人才能受益的,很多人是非常贫困的。而在中国,在经历了这些巨大的变化之后,也就是在上世纪40年代之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人们变得更加公平了,大家更加公平了,这就成为了增长的启动要素。此外,正如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我们与国际社会、邻国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中国成为了世贸组织的成员,成为了东盟10+3机制的成员。这样一种对于国际社会的态度也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条件。我想这8个条件在未来还能继续得以加强。

(编辑:林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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