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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相龙:中国当前去产能最紧迫的问题是债务处理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8-04-09 10:48:00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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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网 “供给侧改革去掉落后、违法违规产能,带来大量企业被关闭和被兼并,所以当前去产能最紧迫的问题是债务处理。”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戴相龙4月9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表示。

戴相龙分析,目前的债务处理与90年代有很大不同,90年代前债务危机主要是因为银行类似行政机关,债权人和债务人都属于国家,所以债务由政府处理。而现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造成很多行业、企业、产品被淘汰,因此,债务处理必须实行市场化和法制化方式,大部分债务通过协商解决,让企业承担一定责任。

他建议中国可以学习日本经验,建立企业债务处理条例,让债务处理有法可依,例如部分采用债转股,部分由国家注入资本金。

以下为发言实录

戴相龙:对亚洲经济的预测应该从挑战和机遇两方面看,如果机遇看不到,风险看得很大,就很悲观了。我侧重讲的可能是机遇,我认为至少20年,甚至于到本世纪中叶,亚洲还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过去20年,年均增长6.8%,今后20年,还会是全球最快的。

这就是我非常乐观的,很重要的一条是中国发展强劲,印度速度会更快,中日韩的合作会加强,一带一路的发展会给亚洲带来新的机遇。所以当然也有安全方面的挑战,也有贸易战,我认为今后20年,甚至本世纪中叶,亚洲仍然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因为我还有一个预测,我们中国改革开放40年年均增长9.4%,后十年增长7.9%,近五年增长6.9%。

这不是经济衰退,更不是经济走低的表示,而是我们国家主动、自觉、有效地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所以我认为今后十年,中国经济增长,有效的增长也会在6%左右,或者5%以上。 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发展增长的贡献率发生了非常大变化。去年经济增长,消费占59%,投资占32%,进出口占9%,所以出口减少一点,或者投资减少一点,但是消费扩大了。所以我认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更注重质量的阶段。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更好的增长要做的事太多了。最重要的是改善供给,进行供给侧改革,第一改善产品供给,要去掉那些落后的违法、违规的产能。要保持那种有效产能,还要创建那些高新技术产能,这里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会有大量的企业要关闭,被兼并。这个据一个部门反映,我们2016年已经成立债权委员会12000家,实际违约债务15万亿,所以中国当前一个紧迫的问题,去产能就是债务处理。

所以我认为对于中国改善供给,既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又要学习外国的经验。比如说我们学习日本的经验,《企业再生法》,中国要建立一个企业债务重组条例。

二要改善资本供给。重点是降低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率。有关机构,对2016年国际大型金融企业排名:全球前十大银行,中国占四名,第一、第二、第三名都是中国的银行;全球前十大保险企业,中国占两名;全球十大投资银行,中国榜上无名。要提高直接融资比例,特别是提高股本融资比例,需要培育大型证券公司。我国有证券公司129家,平均每家净资产只有,1200万元。我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年收入不及摩根大通的四分之一,。我国现有规模较大的证券公司,主要由中央和各省政府国有资本控制。有条件通过重组,通过市场运作,逐步培养2-3家超大型证券公司,逐步跨入全球前十名,同时降低或取消外资在华投资证券公司的股本限制。   

第二,我们要学习德国,德国的住宅储蓄银行效果很好,所以要总结已经在天津成立并运营了14年中国德储蓄银行的经验,成立政府引导的,扶持的,合作互助,或者商业经营相结合的,主要为城乡低收入人群提供住房的政治性金融业务,改善了这些供给,我们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一定会得到稳步的发展。我认为我们既要看风险,也要看机遇,有了这么多的机遇,我们就可以战胜这些风险。

Martin SOONG:好的,我如果能够理解政策的话,所以,您认为美国更容易被受到伤害,而不是中国?所以,您说的是中国其实复原力更强,韧性更强,如果您比较自信的话,现在的这种贸易战决不会阻拦中国的改革?

戴相龙:这不是我的话题,说起来非常复杂,也很简单。就是买卖,你发了美元,买了中国使用的商品本来是好事,原来就是他争取的。现在变成不好的事情了,所以我认为恐怕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要从更加长远政治的角度上来看待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是全球化的,这个全球化不是成本低,贸易是全面的,是一个共同体,所以应该讲是双方有利的。我们政府有关部门对贸易都说了,不怕,坚决打到底,看谁笑到最后,笑得更美。

作为我,坦率理智地想想,我们中国并不需要那么大的贸易顺差。我们现在进出口拉动经济9%,所以,贸易顺差减少一点不一定对中国经济造成很大的应该,何况不从美国进口,还可以从其他国家进口。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说得很大,说得很热门,还是对贸易的相互关联性,互补性了解不够,把这个问题看成是政治问题,这是问题的关键。我认为可能是通过谈判能够达到互相的协调,共同发展。

Martin SOONG:戴相龙行长作为之前央行的掌舵人,您可以提供我们给现在的行长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

戴相龙:我觉得债务处理在90年代跟现在是很大的不同。因为产生的原因不同,90年代前的债务危机主要是把银行的钱当成财政的钱使用,实行计划经济。银行不是经营货币的企业,而是行政机关。所以,当时的债务主要是这种政策形成的,因此处理债务的方法就是由政府拿钱,划拨不良贷款,到资产剥离公司。或者是由中央银行再贷款,是用政策型的方法解决。

收购不良贷款不是按现价收购,是按照原价,所以一句话是政策性解决,债权和债务人都是国家的,国家的银行,国家的企业,所以处理债务是政府处理。我们国家的债务形成有很大的原因,是经济发展从高速发展转向了高质量发展。这样就造成了很多行业,企业,产品都被淘汰了。所以说,是用市场经济的方法淘汰它。债权人是商业银行,上市银行,债务人是上市的企业。

他们的债务处理不能再是政府的办法,必须实行市场化,法制化的办法处理。所谓市场化,法制化的办法处理,就是僵尸企业坚决让它淘汰,让企业承担一定的责任。大部分的债务是通过双方协商来解决,所以我建议要成立债务处理条例,让它有法可依,一部分用债转股,一部分是国家注入资本金。高质量发展和债务发展是比较轻的,是可以承受的。

另外我们的债务,政府的债务和居民个人的债务在国际上都是比较低的,就是非金融企业债务,所以我是大声疾呼,要发展投资也好,金融机构有两种,一个是商业银行,一个是投资银行。我们国家的投资银行太弱了,所以要把投资银行增强,完善股票市场,提高它的水平,这样它的债务水平就会下降。对于现在用市场化,法制化处理的债务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编辑: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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