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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对亚洲经济重大的不确定性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8-04-09 11:07:00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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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网讯“我们是一个贸易,一个整体,大家互相交往不是简单的贸易,是在一个供应链上下游在进行各种各样的交往。 所以这个是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对亚洲经济重大的不确定性,值得防范的一个风险。” 4月9日,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表示。

樊纲指出,中美的贸易摩擦可能引起的亚洲经济波动。他举例,iPhone的生产通常由韩国的显象面板,马来西亚各种各样的零部件,从日本进口的各种零部件,台湾的零部件,还有东南亚各国的一些资源性产品组成,这些在中国组装完成后出口到美国,中国是整个贸易链中的一体,而当前存在的贸易逆差,会影响整个贸易链,这是风险的源头。

以下是发言实录:

樊纲:我觉得有很多不确定性在这里,我们现在看到了贸易的问题和风险,我们现在可以说是贸易的冲突,一开始是贸易的摩擦,上升到了贸易的战争有很多不确定性。不过我想把大家的注意点放到贸易上。

现在非常重要的风险是中美的贸易摩擦可能引起的亚洲经济波动,一个重要的风险在什么地方呢?亚洲其实现在是一个产业链,我们是有上下游的,中国出口美国很东西,但是里面包含大量从亚洲各国的进口。韩国的显象面板,马来西亚各种各样的零部件,从日本进口的各种零部件,台湾的零部件,还有东南亚各国的一些资源性产品,这些都在中国组装之后,一个iPhone1000美元,中国最后只加了50美元,100美元,然后出口到美国,

现在中美之间贸易的摩擦就会影响到整个贸易链,在亚洲的整个供给链。这个对亚洲来讲就不是说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是对整个亚洲,各个经济,我们是一个贸易,一个整体,大家互相交往不是简单的贸易,是在一个供应链上下游在进行各种各样的交往。所以这个是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对亚洲经济重大的不确定性,值得防范的一个风险。

Martin SOONG:那么,樊纲所长我想重复一下您的观点,我们整个涟漪的反应不光是针对中国,而且是整个亚洲,现在亚洲的经济已经基本上融入一体了,他们是全球产业链中的一环。

樊纲:对,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贸易逆差,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是整个贸易链中的一体,会影响整个贸易链,不光是中国,这是整个风险的源头。

Martin SOONG:樊纲先生,我还想问一个90年代的债务问题,我想您应该记得。当时的政策非常直白,很多企业负债颇深,尤其是制造业,当时的中国可以说在制造业方面已经出现了蓬勃的增长,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改革?

樊纲:我觉得企业的债务问题不容忽视,假如说我们能够成功的清除所有的债务,我们就可以清除可持续发展。在90年代的时候,我觉得戴相龙行长正是掌权人,他也真的处理了很多坏账、呆帐。而且当时的政策非常的成功,清除了很多企业,包括银行的坏账、呆账。现在我们又面临这个严重的问题了,我刚才提到,有两次债务过热的情况,大家不要忘记中国领导非常强硬的手腕。

樊纲:我们有中央经济委员会,去年11月召开了设立相关的目标,包括2018年的杠杆率,怎么处理债务问题。我还想强调一点,大家不要过分夸大问题本身。中国的债务比例大概是206,日本是400%左右,而日本的问题,关键的是政府的债务非常高,大概是260%,中国政府的债务相对低一点,大家再来比较一下我们的一个短期债务,大概占GDP80%。

腾讯财经: 樊纲:中国的企业债务相对比较高,大概是80%。同时中日之间也有共同点,我们都是自己购买,政府不会卖给企业债务,政府的债务通常销售给人民,我们通常是去买外债。我们的储蓄率在中国还有44%,占到GDP44%,相当高。 戴相龙行长也说到过,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我们没有一个成熟和发展的资本市场,大部分有了钱之后就直接存钱,或者是我们存到各类银行,企业就从银行这边贷款,每一笔贷款我们只要存到银行就会有杠杆率。

樊纲:从这个角度来说,问题的严重性不在于要打扫房屋,不在于单纯清除债务,这会不会产生金融危机这是我们的思考。我们现在的问题包括有很多这样的僵尸企业,包括有很多国企有太多的债务没有解决,这是企业的效率问题,债务问题,金融危机我觉得不会产生。我觉得金融危机不是一夜爆发的,当然我们需要花时间去平衡这些债务,但是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虽然严重,但是不至于不能处理。我们只是需要调整一些思维方式即可。

提问:在谈话过程当中,樊纲所长,张所长都谈到了对中美的贸易战,不应该把它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看,我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樊纲所长和张所长。第一从全球这样的链条来看,中国在前两天宣布新一轮改革开放的一些措施,您认为这是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还是中国根据自身推进改革发展的节奏来进行的?第二个问题,一带一路作为新的全球化新思路,能够解决全球化进程中哪些问题,能够让新一轮的全球化更加的公平,更加惠及到普通民众吗?

樊纲:谢谢,我愿意回答你的问题,特别是第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明天会宣布什么新的改革开放措施,但是现在任何新的措施都是有可能性的。因为第一,中国会继续改革开放,我们过去受益了。我们今后仍然会从中受益,这是一个方面。我们继续吸收外资,继续向世界开放市场,同时中国进一步的发展也要求进一步开放。后面你提到一带一路,我们现在中国要走出去了,中国这么多资本和储蓄,以前我们仅仅是吸引外资,现在也要走出去。

樊纲:要走出去,别人要保持开放,我们要求别人保持开放,我们也得进一步开放。第三,中国比以前更加强大了,我们各方面的制度改革也使得我们承受风险的能力比以前更大了。以前我们还有一些不太敢开放的,比如说资本账户,是因为我们处理危机的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比较弱,现在我们这方面的风险,随着改革,进一步清理国内的债务风险,我们能力更强了,我们也可以更加开放了。

腾讯财经: 樊纲:所以,从总的来讲,这是中国自身的需要。不管是不是做贸易战,还是贸易纠纷,中国自己要往前走。而且最好,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当前短期怎么处理纠纷,最重要的问题是怎么发展。至于一带一路,我们十五六年,持续储蓄率在10%左右,我们是一个低收入国家,但是我们是高财富国家,这么多年储蓄积累了很多财富和资本。这些资本要把它好好用起来,与其放在美国的国家债券上,不如投到一些真实的资产上去。

樊纲:特别是周边国家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这样使周边国家经济能够发展的话,我们的市场也会更大,这一定意义上市场也会特别有利,这是我们发展起来之后,对世界人类共同体的一种诉求。所以是不是比以前其他国家做的更好,我不知道,但是,现在基本的想法这些是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是有利于那个国家本身自己发展的一些条件。

樊纲:所以应该说跟过去有些做法还是不一样的,跟过去国际援助的做法还是不一样的。还是有一些新意的,也希望这个进程能够持续下去,真正使得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经济能够有更大的发展,这样我们人类共同体也会有更大的发展。

提问:我想问问樊纲所长,您刚刚说到了债务对GDP的比例的,您说到中国和日本,印度您也提到了一点,假如真的是很高,200到400%的比例,总的来说中国储蓄率也高,你超过了某个点经济就不可持续了,未来的话,风险可能是来自于政府。会减持某些债务,会不会有一些政治上的压力,会不会影响人口?我想问您一下这个风险到底有多大?现在中日印的债务比例都是很高的。

樊纲:谢谢你的问题,也谢谢你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我同意你部分的说法,债就是债,假如说我们不认这个债了,会有系统性的风险,导致整个经济崩盘,所以我们要处理,但是问题就是债务的来源不一样,我们要看看整个国家的能力,还有说我们资产的不足还有多少僵尸企业,我们要处理的是这些东西。你要处理债不光减持一些数字,而是哪些企业的不足,结构性的问题,和经济的不足点。

樊纲:我同意你的说法,问题是不能让它视之不见的,不光是债务,可以说是债务背后的一片森林,只有这样思考我们才可以提高清算率,解决这些僵尸银行。

(编辑:倪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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