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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中国政府计划用三年时间解决僵尸企业问题

本文来源于财经新媒体 2018-04-09 14:04:49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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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政府做出非常强的政策,要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要解决国有企业中的僵尸企业的问题。联系前面所说的,企业负债无所谓,但是负债如果变成僵尸,不生产就有问题了。中国政府已经下决心要处理僵尸企业问题,大约计划用三年时间把这个问题基本解决。”4月9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表示。

李扬在谈及新兴经济体负债问题时表示,最关键的问题是各国国内的储蓄和投资的关系。如果说一个国家储蓄率很高,资本流动其实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凡是发生了危机的,无论是新兴经济体还是发达经济体,只要国内储蓄率跟不上,一定会发生危机。中国最近这两年外汇储备曾经流出大概1万多亿美元,但这个流动对中国的经济本身没有什么伤害,很关键的原因是中国的储备积累是通过中国经常项目的顺畅而获得,而不是通过资本项目借钱获得的,更多是因为中国是高储蓄率的国家。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李扬

以下为发言实录:

李扬:目前我们讨论的话题首先是一个老故事,同时,这个老故事中又有新的因素,所谓老故事,就是说这个世界资金的流动是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流动,这个老故事曾经在这次危机之初发生了一点变化,各位可能还能回忆到当时有一个概括叫“双轨脱钩”,所谓“双轨”是指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是两个轨道,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比较高,发达经济体发展比较低,而且关联度不高,很多人讨论这个事情是过去的情况就永远过去了,这次是不一样了。现在事实证明还是一样的,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

老故事当中新的因素指的是过去都是新兴经济体负债,他们借钱,而这一次,发达经济体也负债,而且负债非常高,这是一个新的情况。所以,我们必须研究这些新的问题,简单的用过去发展经济学的范式来说明现在的肯定是不行的,应当研究新问题。

我领导的团队最近几年一直持续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注意到,最关键的问题是各国国内的储蓄和投资的关系。如果说一个国家储蓄率很高,资本流动其实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凡是发生了危机的,无论是新兴经济体还是发达经济体,只要国内储蓄率跟不上,一定会发生危机。比如说美国的储蓄率就低,还有欧洲一些国家也都是储蓄率低的问题。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韩国很快就恢复,因为韩国储蓄率很高。

说中国,中国最近这两年外汇储备曾经流出大概1万多亿美元,但这个流动对中国的经济本身没有什么伤害,很关键的原因是中国的储备积累是通过中国经常项目的顺畅而获得,而不是通过资本项目借钱获得的,更多是因为中国是高储蓄率的国家。我们观察资本流动、债务的积累是不是对一个国家造成伤害,关键是看那个国家储蓄和投资的对比关系。

李扬: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对债务是高度警惕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我刚才说观察债务的风险要投资和储蓄率的关系,从流量的角度来看。同样一个重要的角度,从存量角度,从一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来看。我们这个团队,编制了从1996年以来中国所有的资产负债表,为了做比较,西方其他国家的资产负债表我们也进行了分析。分析资产负债表是存量的概念,中国的资产负债表是很健康的。

我刚刚说为什么一些新兴经济体有问题,这一次很多发达国家也有问题,不只是储蓄和投资流量的问题,资产和负债的存量也有了问题,存量、流量两个角度来看才能全面的观察它的变化是否会引起危机,对中国来说,因为外界老是在说中国的债务、杠杆率,不断的唱弹中国,我们必须严肃的对待,债务是非常复杂的东西,必须找出架构,汇率动了是短期的现象,我们要看是不是会造成伤害,流量:储蓄和投资,存量:资产和负债,这样看,中国的问题就不大。杠杆率本身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做经济活动的都知道,如果能够多借钱,能够多生产,能够多创造财富,这是你很能干的表现,很有能力的表现。关键是说有没有不良债务,有没有不良资产,如果有不良资产,而且不良资产占的比重比较高,那是问题。现在我们在分析中国的事情,应当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非常危险的信号出现。

李扬:中国的债务分政府、企业和居民,中国的居民虽然最近这几年的杠杆率提高的很快,但还在比较安全的范围之内,按照世界的标准,按照中国的标准都还在安全的范围之内。中国的政府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应当没有问题的,是非常健康的一个资产负债表。中国的地方政府是有一些问题的,现在这些问题正在逐步的处置,我们最近通过好几个法律修正案,通过了一些规定,都是要处理这部分问题。我们的统计显示,到去年第四季度地方政府债务的增长已经持平了。

中国的企业也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民营企业,一部分是国有企业。中国企业的杠杆率在去年年末略有下降,但只是其中的民营企业下降的很快,而国企的杠杆率还在上升,也就是说中国的问题说到最后还是国有企业的问题。这是大家都有共识的,最近中国政府做出非常强的政策,要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要解决国有企业中的僵尸企业的问题。联系前面所说的,企业负债无所谓,但是负债如果变成僵尸,不生产就有问题了。中国政府已经下决心要处理僵尸企业问题,大约计划用三年时间把这个问题基本解决。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中国政府的问题,首先没有到非常严重的程度,第二是中国政府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一是国有企业的问题,特别是僵尸企业的问题。第二是地方政府的问题,现在已经着手在采取措施。我相信经过三年的努力,问题会有较大的改善。

李扬:关于投资这个世界性的问题,也不是说新兴经济体特别需要,发达经济体也特别需要。特朗普刚上任的时候也说美国有大量的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但是并没有资金支持。在我看来四个因素最重要,第一是产权能否得到有效的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时间非常长,产权能否得到有效的保护。第二,能否有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投资是要讲回报的。第三,政治环境是否稳定,经常会出现一个政府更迭,用中国的话来说后面的政府不认前面政府的帐。第四是要有政府的支持,各国也在做,但都做的不是很好。中国也曾经寄望于PPP来解决,中国老百姓把PPP说成“骗骗骗”,我们的PPP项目已经很多了,但是其中只有不到10%是私人资本,也就是说还是各级政府出的钱,也就是地方政府出的钱,地方政府也没有钱,就是融资钱,所以地方政府的债务主要是这些地方。

中国是新兴经济体,我们从别的国家学习,我们觉得很好,但是学了之后发现它不怎么好,其实在别的国家也没有特别成功的经验,中国在探讨另一条路,用长期信用机构的方式来提供基础设施的投资资金。中国有一个金融机构可能是世界上很特殊的,国家开发银行,它们自己还创造了一个词叫开发性金融,在国际文献中没有这个词,但是它们叫开发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是综合开发的概念,赚钱的,不赚钱的都打包,成为一个整体来推进。

中国在这方面很多地方是比较成功的,根据中国金融改革的方案,下一步,我们会在基础设施领域、城市住房领域、城市化领域会建立相应的长期信用机构。机构的资金来源会有政府的,也有私人的,但是运行起来是政策性机构。我刚才所说的一些问题就可以回避,比如说产权问题、商业可持续问题、政府的支持问题,通过这个能够有效的回避。

其实中国在“一带一路”的项目上很多也是用长期信用机构的方式,而不是直接投资的方式,这个可能还是一个探讨。

李扬: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经济获得很大程度上的发展,相当程度上是归因于私有资本市场的发展,这也是事实,中国政府也认同这一点,在领导的讲话里,法律文件中当反复强调这一点。但事实上执行的不好,人们总觉得把自己的资金放给国有企业,在政治上比较安全,这个在纠正。我认为在今后的几年里,大家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支持私人资本发展的政策,如果这样的话,中国的经济获利是肯定能够保证的。

关于风险问题我想补充一点,刚才大家都没有谈到资本外流、债务风险,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人口问题,人口的老龄化,人口的参与率过低,抚养比太高,这是债务真正的问题。现在分析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其实都不是问题,中国在十几年里面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不会有很大的冲击。但是十几年后,当中国人口开始真正老龄,而且中国积累的退休金没法覆盖的时候,那是真正的问题来了。

当然,现在各位可能会注意到中国政府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早在上个世纪成立中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觉得20年后会出问题,那个时候把一部分的财政支出放在这里。这次机构改革,社保基金理事会划归财政部管理,也就是说这一部分的钱是要进入财政去操作的,是因为认识到今后这个问题会越来越突出。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举措,现在开始逐渐的把国有企业的利润划到这个基金里面,甚至把国企的资本划为它持有,都是为了解决今后十几年会出现的养老金的亏空问题,那个时候真会出问题。

我们也注意到,现在发达经济体别的都没有特别大的问题,人口,相应的养老金的问题是真正的问题。

李扬:中国在2015-2016有大量外币储备的流出引起世界的关注,中国资本的流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移民式的流出,用经济学来说是资本外逃,中国居民带着资本到美国去了,成为美国公民,这一部分在中国国家财富里是永远的消失了。但更多的是投资,用外币到美国去投资,这一部分是健康的。所以,要分析中国一万多亿的外汇储备的减少,相当部分是后面的情况,中国国内的投资机会慢慢的减少,发现美国投资机会,于是到美国去投资。2015年是一个界限,中国的投资者发现,在2015年之前,从国际市场借钱,然后换成人民币,投资人民币定值的市场是最有效的,但是那个时候利益发生变化,从国内借人民币换成外币到外国去投资是最好的,覆盖人民币,资产美元化,是有这样一个变化。我感觉这个变化其实是一个正常现象,中国开始对外投资了,这一部分其实不是资本的外逃,我们担心的是移民式的外逃,那是中国财富的流失。

这个进程和人民币国际化有什么关系?是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人民是带着外币到外面投资,如果我们带着人民币到外国去投资,而且被东道主接受,这是人民币国际化一个大的进展,但目前还不太能做到。现在沿着“一带一路”的国家,很多国家接受了我们用人民币到当地投资的事实。

借这个机会对中国的外汇储备的减少问题没有这么大,因为它的大部分是对外投资,而不是移民式的外逃。

李扬:两个大国发生贸易战是对两个国家各自都没有好处,对世界也没有好处,我想这点都是看到的。美国单方面用它的单边主义面对中国的多边主义,我们国家的政府有明确的表态,我作为研究者也同意政府的看法。

对于中国资本外流的问题,对中国汇率的问题,对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当然会产生影响,都受损,中国受损也是全面的。但是我想说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对外的依赖已经没有那么强了,对外依赖无非两样,食物、货物,在国际收支的经常帐户下反应,还有资金在国际收支的资本与金融帐户下反映。

看这两快,经常帐户的总盈余不高,去年年底占GDP只有2.6%,我们曾经高到百分之十几,包括G20对我们有4%的限制,现在中国逐渐的压,现在只有2.6%,2.6%对GDP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了,当然肯定是有影响。

如果过去的资本积累通过借债形成的,那问题就大了。中国的资本过去是通过长期的贸易积累而形成的,那问题就不太大,它当然是我们的财产损失,但是这个损失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冲击就没有那么大。中美贸易争端肯定是得到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下子使得这个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看到金融市场率先反应,美国的金融市场反应的非常强烈,中国的金融市场也有所反应。汇率方面,我自己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反应,整个世界还是维持相对稳定的汇率,如果汇率波动的话,世界就会混乱,我相信不会发展到从贸易战打到汇率战,还不会到这个程度。国际上的政治家们应当有这个理智。

李扬:外管局没有披露我也没有数据可披露。说到这个事情是值得关注的,有日本的教训在前,30年前日本和中国的情况是比较接近,经济增长为世界第二,国内有很多外汇储备,国内的储备也很高,国内的投资机会也少了,大量的日本人带着美元到各国去投资,看当时的报道“在美国人的心脏上插了一把刺刀”。现在国内有一些房地产企业也走了这条老路,当局注意到之后就及时的制止了,当然不可能完全的制止。中国的资金外流有很多渠道,官方不可能完全管的住,香港有很多渠道可以转移资金。这个事情不应该让日本的悲剧在中国发生,我的理解中国的货币当局采取比较严格的管制措施的原因。

(编辑:daisong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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