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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城抢人背后:抢人才还是抢人口

本文来源于中国经营报 2018-05-05 11:03:42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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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庆伟

2018年毕业季在即,大城市“人才争夺战”也愈演愈烈,送钱、送房、送户口,吸引人才落户的政策优惠力度空前。

有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认为,“抢人才”的背后,实则是“抢人口”。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充足的劳动力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优势之一。但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长期低生育率、老龄化加速等问题,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巨变。

仅从劳动力的变化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在持续了相当长时期的增长后,在2012年开始进入下行拐点并延续至今,6年来累计减少劳动力超2300万人。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研究教授、携程旅行网联合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梁建章通过研究认为,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人口成为影响创新力的根本因素,也就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动力的根本因素。

“未来大国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之间人口政策的竞争。”梁建章说。

人口结构承压

“随着两孩政策全面放开,生育高峰本该出现却没有,说明实际上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低的水平。”梁建章向《中国经营报》记者坦言。

我国于2013年底开始启动实施“单独两孩”“全面两孩”政策。但调整后,新出生人口并未达预期。

2017年,我国新出生人口为1723万,2016年则为1786万人,实际出生人口较此前原国家卫计委的预测低了三四百万。

今年以来,各地以落户优惠为主导的“人才争夺战”备受关注,南京、武汉、西安等20多个城市接连出台人才引进政策,送钱、送房、送户口,甚至零门槛落户,吸引人才力度前所未有。

在专家看来,这表面是抢人才,实际是抢人口。

另有消息称,菲律宾和中国签署了一项协议,取消中国对菲律宾籍劳工的限制,30万名菲律宾人将到中国就业,其中包括10万名英语教师。

“上述几种情况实际上反映了我国人口形势并不乐观。”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认为。

记者注意到,上述“人才争夺战”的主战场中,不少城市都面临人口结构压力。比如南京的“十三五”人口发展规划提出,南京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缓慢下降,但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却攀升;杭州的老龄化问题同样值得担忧,有预测称,2020年杭州老龄化率将超24%。也就是说,这一水平高于2017年全国老龄化平均水平6个多百分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林宝认为,“人才争夺战”与人口形势的变化关系密切。

普遍的共识是,我国正面临超低生育率和严重老龄化问题。

数据显示,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自2013年超过2亿人以来,每年增加1000万人,2017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7.3%,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1982年,这一数字仅为7.63%。

中国的老龄化是伴随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的,但速度更快一些。

美国人口老龄化调查报告指出,2015年,全世界老年人口(大于60岁)占世界总人口的8.5%;到2030年,预计这一数字将达到12%;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超过15%。2050年,日本和韩国将成为世界上最老的国家,国民的平均年龄为53岁;中国国民的平均年龄为46岁,比现在的平均年龄大9岁。

不仅如此,近30年来,我国一直居于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目前,按照原国家卫计委的官方说法,2016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在1.7以上,低于更替水平。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18。

所谓更替生育率,是指为了让一代人的规模大致相仿,需要达到每名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的生育率。

梁建章认为,随着新出生人口的减少,意味着20~30年后中国的劳动者将大幅降低。在他看来,目前我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4,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中国将出现人口的负增长和急速的老龄化。

也有学者对未来人口问题持更悲观的态度。人口学者黄文政认为,中国生育率已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七八年后,人口总量即将负增长;即便全面放开生育,生育率仍将低迷,中国将面临人口坍塌风险。

生育难题

随着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在持续了相当长时期的增长后开始下行,中国的人口红利和抚养比开始迅速逆转。

官方数据显示,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达到峰值,为9.25亿人,2012年首次锐减345万后逐年减少。到2017年底,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为9.02亿人,累计比2011年减少超2300万人。

很多人口学家也据此判断,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

人口红利通常由抚养比来衡量。抚养比是指,在一个社会的人口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小于15岁的儿童以及64岁以上的老人)所对应的劳动年龄(大于15岁且小于64岁)人口的数量。

“抚养比越低,每个劳动者所需要负担的儿童和老年人口数量就越少,因此人均收入就越高,从而导致所谓的人口红利。”梁建章认为,低生育率可以产生人口红利,但只能在短期内产生。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中国的生育率与抚养比在过去30年中产生了剧烈的变化。1985年~2015年,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儿童数目大幅减少,抚养比由44%下降到37%。公开数据显示,从1982年到2000年,再到2015年,中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33.6%,降到22.9%,再降到16.5%。

“未来我国育龄妇女会以每年百分之几的速度减少,而更严峻的是,随着生育成本居高不下,育龄妇女的生育欲望也会快速地减少。” 梁建章说,一些高收入国家以及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低于1.5,这是一个超低的水平。1.5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减少25%。

在李建新看来,人口作为基础和长远的变量,要求决策者制定政策时必须有宏大的格局和眼光。他建议,应该尽快全面放开生育政策。

记者注意到,十九大报告提出,“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这为我国生育政策进一步调整留出了想象空间。

“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尽快全面放开生育,政府补贴鼓励生育。”对此,梁建章还比较了世界各国政府补贴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政府补贴与生育率之间呈正相关。

数据显示,一般的国家拿出GDP的1%到5%鼓励生育,生育率比较高的国家,生育补贴会占到GDP的4%~5%。

“中国是不是有这个准备或者有能力去花这么多钱鼓励生育,这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话题。”梁建章坦言。

人口结构影响创新力

“2015年到2040年,中国的抚养比将从37%上升到60%。”梁建章说,抚养比的上升,特别是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将会给养老金和医疗支出带来沉重负担,而这必然又导致更高的税收或更高的退休年龄,从而耗费政府大量资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不仅如此,他通过研究发现,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人口成为影响创新力的根本因素,也就成为经济发展动力的根本因素。

“一国人口结构的年轻化对推动创新非常重要,老龄化指数越高的国家,创新指数越低。”梁建章认为,创新力取决于很多因素,但人口因素是最重要的。

梁建章认为,未来的国家竞争,将主要在激烈竞争的创新领域展开。相比而言,人口大国更易获得规模庞大的市场和人才储备,从而在创新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对此,梁建章进一步解释称:首先,人口具有规模效应,即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创新力越强,主要体现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创新产业上;其次是聚集效应,人口分布越集中,人际交流就越密切、相互学习越方便,因此,城市越大,创新力越强;再次是年龄结构效应。人口日趋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力短缺、经济活力下降,从而抑制创新。

不仅如此,具体到企业层面,梁建章认为,老龄化导致企业创新活力下降,以及新的创业公司的减少。

研究发现,在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有数量较多的新注册企业,但是到了90年代,新注册企业减少,创业活力下降。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二战以后,日本的生育率快速下降,目前生育率为1.3、1.4,即每个妇女只生1.3、1.4个小孩,远低于更替水平。

关键字: 人口 背后 还是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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