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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立宁:供应链思维方面已从生产导向转向消费导向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9-05-18 16: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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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网讯 “供应链从20世纪后半期其实有一个很重大的变化,因为早期在生产者原则上受限于技术、资金,永远只想到生产我所认为最好的。但是市场的进步不是这样的,21世纪因为消费者主义的抬头,重新在思考,使得现在的科技把原来的不可能变成可能,所以在整个供应链思维方面,从生产导向转向消费导向。” 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原委员、北京大学兼职教授戴立宁在由福州市人民政府主办、自贸区福州片区管委会、福州市商务局、福州市台港澳办、福州市贸促会、《财经》杂志、《财经》智库承办的2019中国供应链高峰论坛上如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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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原委员、北京大学兼职教授  戴立宁

戴立宁认为,供应链,从研发、生产到行销整个的系统过程。那我们供应链的基本思想是让它在每一个过程里面产生它的价值最大化、效率最优化。假如我们在探讨供应链的话,在这样的定义之下再思考所谓供应链问题。

此外,他同时表示,消费者的思维永远在变动,所以在这样的体系之下我们有太多新的科技的应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把原来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是消费导向,消费者多变。所以说生产力已经不是像以前说生产者建立一个永恒不变长期的生产就是最有效率的,或者最大增值,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他还表示,台湾成功的经验,我们未必能够复制,大家台湾失败的经验值得警惕,台湾的失败就是在研发这个部分。

以下为发言全文:

供应链从20世纪后半期其实有一个很重大的变化,因为早期在生产者原则上受限于技术、资金,永远只想到生产我所认为最好的。但是市场的进步不是这样的,21世纪因为消费者主义的抬头,重新在思考,使得现在的科技把原来的不可能变成可能,所以在整个供应链思维方面,从生产导向转向消费导向。我们知道消费者是非常多变的,比如领带变化很少,女人的服装就不用说了。消费者的思维永远在变动,所以在这样的体系之下我们有太多新的科技的应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把原来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是消费导向,消费者多变。所以说生产力已经不是像以前说生产者建立一个永恒不变长期的生产就是最有效率的,或者最大增值,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必须思考在整个大环境之下的变化,正好最近期间,由于国际贸易的变动,产生了很好的机会,大家重新检讨,重新去思考怎么架构充足供应链。

也许稍微离题一点了,二次大战以后所有的国家都在努力生产,有资源有市场的国家发展的策略大概是进口替代,爱用国货是当时最大的口号。但是很无奈,有四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市场,也没有资源,没有办法,只好去打工,所以创造另外一个图像叫做出口扩张。没想到经过差不多20年、30年的扩张,原来有资源有市场的地区还是维持原装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相对原来在市场面、资源面欠缺的地区反而有突然的发展,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四小龙”。我们假如从这样的历史过程重新去思考,没有市场、没有资源反而得到成功,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因为他们享受了国际间合作的效率。

所以我刚才听到一个名词有点胆战心惊,就是所谓“脱钩”,我们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小的,我们在任何制造面有这个可能跟整个国际之间的大势观望,我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考虑到整个国际环境的变动,生产链重新架构的思维决定它的政策,决定它的方向恐怕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主持人:其实每个产业都涉及到整个供应链的全过程,您对脱钩还是比较忐忑,您认为在整个国际供应链的分工当中,您认为台湾走的是哪条路呢?

戴立宁:我不敢说台湾走哪条路,我只能说台湾似乎是走这样的路,因为它没有资源,也没有市场,所以市场在哪里,我就跟着它的意愿的,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消费者导向、市场导向的经济。另外一个它是欠缺资源的,所以它的市场在国外,同样的它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从头到尾一把抓。举个例子,台湾引以为傲的电子业,台湾的人口很有限,没有太多的资源做研发,但是台湾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国民教育很好,所以中间尤其是工业学校,所以台湾实际上欠缺工程师,好的工头。把别人研发出来,在制造面、生产面变成最有效率,所以就产生了郭台铭的台机电,富士康。原始的设计和研发都是外来的,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来,实际上我们必须切入到国际有效的分工,才能创造最大的价值,提升最好的效用。

张燕冬:非常感谢,另外台湾可能在研发方面还是相对比较弱,您简单的两分钟时间讲一下我们大陆的特点,大陆在这些方面是什么样的。

戴立宁:大陆大,尤其是经过40年的累积。可能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问题是钱有没有放在刀口上。所以我是看好的。举个例子来讲,现在华为,比如手机好像是世界第一了,但是很遗憾,我们从整个手机过程里面,从原发,APPLE。我的了解。我希望我了解是错的,大概90%的利润是苹果拿走了。各位手上拿的苹果手机价钱蛮贵,目前是最贵手机。90%被美国厂商拿走的。最大部分一个是研发,一个是相关芯片。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品牌,他永远抓着整个生产链里面的的研发前端到市场部分。辛苦部分是苦哈哈台湾做了很大一部分,就是郭台铭做的事情,国内如何,国内情形相差无几,我们现在表面看中美顺差,我们顺差很多,但是思索一下,我还不谈金融面顺差,服务面顺差。单纯高端芯片的顺差,假如我的了解没有错,一年2000亿,有多没少。所以我们看得到国内有条件,因为我们有钱,我们也长时间,因为我在北大兼职。

戴立宁:我们每年大陆有800万大学生,所以我们有足够的钱和人才,应该晓得如何重组更有价值。台湾成功的经验,大陆未必能够复制,大家台湾失败的经验值得警惕,台湾的失败就是在研发这个部分。

(编辑:许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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