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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西庆:金融创新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监管的法治化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9-05-25 17: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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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法学院郑裕彤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首席投资官 高西庆

财经网讯 “破坏性创新本来是创新中应有的旨意,可是抑制创新的监管就是因噎废食。我理解我们要让它能够进行必须有法治,法治的基础是什么?法无禁止即可为,法非许可即禁止。重要在于它的可预测性。”5月25日,清华大学法学院郑裕彤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首席投资官高西庆在以“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开放”为主题的2019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如此表示。

高西庆强调监管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要达到的目的是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的作用。对于监管部门的进步,比如对于很多中小企业,尤其科技企业来说,登记的时候比原来方便了很多,而且有特别强调的规定,说要有督察,必须一个公司登记在三个小时之内实现。高西庆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事,但这要以法治的方式进行,要把它写进法律里,要变成可预测的东西。

以下为发言实录:

高西庆:各位下午好!很多年前我跟JP摩根和摩根士丹利谈的时候,中投公司刚成立不久,我说现在中投公司初期投资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法律问题。结果我们头一年光律师费花了差不多一亿人民币。结果JP摩根的CEO说你花了一亿人民币,你知道我花多少钱吗,他说每年都要花好几亿美元。又过了两年他告诉我说麻烦更大了,我们原来JP摩根一个公司就有1000多个律师,经过安然事件,经过08年的金融危机增加了一倍,说现在变成两千律师了,后来监管机构说不行律师不够,再增加一个部门,把法律部和合规部分开,增加一个合规部又增加了一千个律师,他们现在有三千多个律师。这是为什么呢?

回到我们的主题来,资本市场的逻辑是什么,最基本的,我们允许市场存在,是因为市场对于资源配置能够起到最有效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党十八大上说,我们要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它是有条件的。美国就是一个例子,它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比我们的进展要早得多也快得多的机制,可是它经过这么几次大的危机之后他也非常难受。尤其在安然事件,然后到08年的危机。它出了这几次大的金融改革的法案,我们会看到这些法案在业界受到很大的诟病,到今天还是争论很厉害。

我想讲的问题是什么呢,我用我的方式来讲。金融创新与监管之间其实是有很大的冲突的。为什么是这样?市场我们一方面说市场是需要效率的,需要效率你要允许创新,需要人不断的突破边界,所谓边界就是大家习惯用的这些东西,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市场失灵”,经常会发现不断的会有各种各样的市场,本来看着好、做得挺好的事情,结果出了很大的问题。大家说市场上有各种各样欺骗的人。最近有一个说法又火了起来,妖精、白骨精之类的。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呢?就是因为市场本身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需要有个监管。政府方面需要对市场失灵的部分进行补偿,可是我们发现又出了一个问题,政府方面一主动、一积极,特别努力的想要干这个事的话,把市场就给压住了。

我们现在要考虑的在资本市场上要允许创新,可是鼓励的同时必须充分的想好我们其实还是有很多地方得十分小心的。这个小心从哪来呢?要我说就是我们党十八届四中全会所讲的要搞法治社会,不搞法治是解决不了的。没有法治,没有一个相对确定的可预期的法治结构的话,这个机制是弄不好的。

科技创新其实更起作用当然就是破坏性,熊彼特讲的这个,一般的量化的创新。中国人太聪明了,一亿五千万户,光是在市场上炒股的人,中国人跟全世界别的民族相比,真的是一心一意的可以一天不睡觉,好几十个小时工作。欧洲人一周工作35个小时意见很大,要改成20个小时,我说我们都工作80个小时了,你们凭什么跟我们竞争。但是我们这样高强度的工作,其实就是要突破传统的东西。这种创新,如果真的能够比别人强,你真的能创造一个风口,连猪都能飞起来的话,那么你必须要有破坏性的创新。就是要把原来的机制打破,自然也包括原来的规则、原来的法律这方面的突破。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破坏性创新本来是创新中应有的旨意,可是抑制创新的监管就是因噎废食。在西方,至少在过去的八百多年里,甚至更远的时间,基本的规则是说法律所没有禁止的都是许可的,我们把负面清单的概念引入了我们自己的法律体制。负面清单在中国的机制里、中国的语境里原来是没有的,是我们所不熟悉的,最近几年越来越变成了我们自己的原则。但是要把这一点放在全国的范围之内,使所有部门接受。

我理解我们要让它能够进行必须有法治,法治的基础是什么?法无禁止即可为,法非许可即禁止。重要在于它的可预测性。我们国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任何法律,立法和改变都要有程序,使得整个市场是可以预测和讨论的。

当年我们在设计中国资本市场的时候,需要决定中国的市场到底用多长时差来决定股票交易的交割时间。美国人当时经过了好几十年的讨论,从T+5到T+3。1988年,当我在欧洲调查证券市场的时候,发现当时欧洲有好几十个不同的系统,它的交割时间从T+3到T+60都有。我们一夜之间用T+3就完了。我们很多人讲这个机制好,多有效。后来90年代初期的时候,交易所出了问题,交易不活跃了,股票交易时间差改成了T+1。后来发现交易还不活跃,交易时间差改成T+0,一夜之间就可以修改。后来发现每一次修改都要付出代价。每次用法治社会所强调的可预测性,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会进行讨论,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通过?如果通过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每一个政策出来一定会对一些人有利,对一些人没有利。不可能所有人都赞同的,但是如果理解到了就早早准备就行了,这就是法治。

我们最后强调的就是监管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要达到的目的是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得时时记住这一点。

不只是证券的监管权,各个部门都是一样的。最近听说整个监管部门有了很大进步,对于很多中小企业,尤其科技企业来说,登记的时候比原来方便了很多,而且有特别强调的规定,说要有督察说必须一个公司登记在三个小时之内实现。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事,但这要以法治的方式进行,要把它写进法律里,要变成可预测的东西,让人知道我做了什么事,或者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大家都有清楚的预测之后,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是好人,都不会做坏事。

基本的原则就是这样。我希望大家对法治的问题有更多的了解。因为每次讲创新的时候,好像政府多拿点钱给科学家就可以创新,或者政府批准新的机制时间缩短就可以创新,这是不够的。希望大家记住两个字,就是法治,谢谢各位。

(根据嘉宾现场演讲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编辑:王贤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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