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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青松:为稳定资本市场预期,不应把应急措施制度化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9-07-07 12: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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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业协会执行副会长 安青松

财经网讯 “提高资本市场效率,应坚持一贯性原则,稳定市场预期,不能把应急措施制度化,例如把减持新规写入《证券法》。”7月7日,中国证券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安青松在以“财富助力航运贸易金融创新”为主题的2019中国财富论坛上如此表示。

安青松提到,促进资本形成是资本市场制度创设的原生动力。29年来,我国资本市场走过千山万水,已是今非昔比——我国股票、债券和期货市场规模体量已位居世界前列。但在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方面有所改善,但成效并不显著。

安青松认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资本市场制度创新的方向。其中,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结构难以适应发展更多依靠创新、创造、创意大趋势,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更好发挥资本市场的枢纽功能。

据其介绍,最近10多年,美国依托资本市场高能的资源配置效率,成功推动产业结构由制造业、金融业为主,向科技创新型产业的转变。相比之下,A股上市公司产业结构偏重,金融、房地产、机械制造等传统周期性行业A股公司接近2500家,合计流通市值占全部A股的70%以上,尚未全面反映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成效,影响了我国资本市场“晴雨表”功能的发挥。

安青松建议,当前,我国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的方向,应以落实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核心使命,优化融资结构、机构结构、市场结构、产品结构,为现代化经济的产业体系、市场体系、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等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金融服务。

安青松认为,落实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发挥好资本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枢纽作用,重点围绕提高金融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加快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应着力从4个方面加强制度建设。

首先,应提高市场效率。统筹平衡好4个方面的关系,即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的均衡发展关系、场内市场与场外市场的协同发展关系、投资功能与融资功能的协调发展关系、中介机构能力与责任的对等匹配关系、激励创新与防范风险的适度相容关系。

其次,应提高制度效率。必须以规则为基础,减少行政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这当中应坚持好4项原则,一是坚持三公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始终作为资本市场制度创设与创新的基石;二是坚持市场化原则,把分散决策理念作为制度机制设计的基本遵循,减少行政管制与干预;三是坚持一贯性原则,稳定市场预期,不能把应急措施制度化,例如把减持新规写入《证券法》;四是坚持制度供给的有效性,增加IPO标准的包容性、交易制度的流动性、再融资制度的便利性、股权激励制度的适当性、并购重组制度的灵活性等。

再次,应提高创新效率。当前证券业创新能力不足,是形成直接融资“短板”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则应提高监管效率。安青松认为,资本市场是一个内涵丰富、机理复杂的生态系统。行政监管效能高是我国资本市场的体制优势,但是行政监管的“刚性”,在一定程度影响市场活力和韧性的形成。

谈到如何真正落实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安青松表示,到底谁来选择企业,是行政机关还是市场,是由PE/VC最早做筛选,还是由监管部门的审核人员选择,是注册制能不能顺利实施的关键。我们的市场形成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只有在这种前提下,刚性的行政监管才能退到仲裁人的角色上。

以下为发言实录:

尊敬的各位领导、嘉宾、同仁:

上午好!

首先祝贺“第五届中国财富论坛”顺利举办。5年前在青岛工作时,是代表论坛主办方成员单位参会,现在是作为发言嘉宾参会,总之是论坛的积极参与者,感谢“中国财富论坛”的邀请,给了我故地重游的机会。

本环节的主题是“资本市场制度创新与突破”,结合资本市场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就“加快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提高金融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谈三点体会认识,供大家参考。

一、促进资本形成是资本市场制度创设的原生动力

我国资本市场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市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在党的十四大以来的中央文件中,最初的表述与长期的定位是"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这是从完善现代金融体系的角度提出的。在经济实践中,20世纪80年代的国有企业危机和国有企业改革,是直接催生资本市场的原生动力。当时中国经济微观主体在经历“拨改贷”制度改革后,形成负债率畸高不下,资本金增加机制缺失的困境,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经济体制中的迫切需要建立新的资本金形成机制,资本市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萌芽发展。1990年沪深证券交易所开业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表示,上交所开业“标志着我国将坚定不移地继续奉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这有打破当时西方封锁制裁,打开改革开放局面需要的偶然性。在党的十四大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前,创立之初的资本市场面临“经济实践有需要,生存发展有禁区”的困境,是踩着“姓资姓社”的红线,踽踽独行。因此,第一代证券人把自己的使命定立为“拓荒、铺轨”(刘鸿儒)。直到在十六届三中明确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资本市场促进资本形成的功能才有明确的政治定位。2007年完成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使“股份制改革真正完成”、“股票市场特征真正形成”,资本市场促进资本形成的功能,在经济实践中才得以充分有效发挥。

29年来我国资本市场走过千山万水,已是今非昔比,我国股票、债券和期货市场规模体量已位居世界前列。在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方面有所改善,但成效并不显著。数据显示,全口径直接融资规模占社会融资总额的比重,在2007年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由2002年的4.95%上升到11.09%,最近10年基本保持15%左右,而股权融资规模基本在5%左右徘徊。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资本市场成为促进资本形成的最重要的制度机制。截至2018年底3458家企业通过资本市场IPO及各种方式股权融资累计增加资本金13.1969万亿元; PE/VC基金机构(包括早期投资)本外币募资总额累计72,162亿元,累计投资49,292亿元,形成创新创业资本;新三板6280家挂牌公司累计融资4,800亿元;全国34家区域股权市场26,846家企业股权和债券融资总额累计9,826亿元,成为中小微企业补充资本金的重要渠道。

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资本市场制度创新的方向

党的十八大明确“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党的十九大确立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形成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其中最关键环节有两个方面,一是构建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相匹配的科技创新体系,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引擎;二是构建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这对提高金融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结构难以适应发展更多依靠创新、创造、创意大趋势,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更好发挥资本市场的枢纽功能。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国际经验表明,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资本市场是提高资源配置质量最有效率的途径。2015年全球IP(知识产权)市场份额,美国、欧洲各占40%,同期全球技术产品和高科技产品的销售市场份额,美国占50%,欧洲占10%。同样的40%,美国与欧洲在高科技领域产品的市场份额的巨大差异,产生于美国与欧洲不同的金融体系,在促进科技产业化转化效率方面,美国发达的直接金融体系,比欧洲成熟的间接金融体系,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最近10多年,美国依托资本市场高能的资源配置效率,成功推动产业结构由制造业、金融业为主,向科技创新型产业的转变。美股市值排名前十的企业,已由10年前的金融、能源和制造业公司主导,转变为苹果、谷歌等互联网科技公司领衔。相应地,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所有成份股中,抗周期性较强的信息技术、消费服务、医疗健康等公司数量及市值,已分别占到50.30%和63.81%,使指数运行与经济走势更加吻合。相比之下,A股上市公司产业结构偏重,金融、房地产、机械制造等传统周期性行业A股公司接近2500家,合计流通市值占全部A股的70%以上,尚未全面反映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成效,影响了我国资本市场“晴雨表”功能的发挥。当前,我国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的方向,应以落实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核心使命,优化融资结构、机构结构、市场结构、产品结构,为现代化经济的产业体系、市场体系、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等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金融服务。

三、加快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促进提高金融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落实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发挥好资本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枢纽作用,重点围绕提高金融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加快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着力从4个方面加强制度建设:

(一)提高市场效率。针对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应当统筹平衡好4个方面的关系,即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的均衡发展关系、场内市场与场外市场的协同发展关系、投资功能与融资功能的协调发展关系、中介机构能力与责任的对等匹配关系、激励创新与防范风险的适度相容关系。在大力发展交易所公众化、标准化市场的同时,推动规范发展场外市场,补齐服务中小微先进制造、科技创新企业的“短板”,全面提升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效率。

(二)提高制度效率。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设施。资本市场的市场属性极强,规范要求极高,必须以规则为基础,减少行政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提高资本市场制度效率,应当坚持好4项原则,一是坚持三公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始终作为资本市场制度创设与创新的基石;二是坚持市场化原则,把分散决策理念作为制度机制设计的基本遵循,减少行政管制与干预(股权分置改革是分散决策,没有行政审批);三是坚持一贯性原则,稳定市场预期,不能把应急措施制度化,例如把减持新规写入《证券法》;四是坚持制度供给的有效性,增加IPO标准的包容性、交易制度的流动性、再融资制度的便利性、股权激励制度的适当性、并购重组制度的灵活性等,提高资本市场制度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三)提高创新效率。我国资本市场是靠创新取得在不到30年时间就跻身世界前列的成就。当前证券业创新能力不足,是形成直接融资“短板”的重要原因之一。两组数据说明问题:一是在我国金融体系中,证券业总资产、净利润占比仅为2.04%和5.14%,净资产收益率仅为3.5%,远低于境内商业银行13%和同期美国投行11.7%的水平,杠杆倍数3.3倍,与同期美国投行10倍、日本投行15倍存在显著差异。二是在上市公司结构中,98家金融业上市公司的市值、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在占总数的27%、16.15%和51.14%,其中银行业占金融业上市公司净利润的86%。去年协会向行业征集高质量发展建议,收集到70条意见,初步梳理发现,20%是有现行法律障碍,30%正在改善放宽限制,50%是法无禁止却缺乏创新环境。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需要坚持守正创新,适应发展更多依靠创新、创造、创意的大趋势,推动行业发展与科技运用深度融合,着力解决大市场小行业、大场内小场外、大公募小私募、大金融小证券 、大管制小自律等5个方面结构性问题,进一步研究释放行业创新活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四)提高监管效率。资本市场是一个内涵丰富、机理复杂的生态系统。行政监管效能高是我国资本市场的体制优势,但是行政监管的“刚性”,在一定程度影响市场活力和韧性的形成。从国际经验看,监管部门要减少干预,做到管得少管得好,关键是要形成有效的市场约束机制。美国的SEC通常是充当最后“裁判人”角色,而交易所、FINRA、PCAOB等自律组织负责一线监管,保荐人、会计师、律师被赋予“看门人”职责负责专业、合规把关,加上司法诉讼机制的有力震慑,形成既能保持市场活力,又能保护市场韧性的良好生态,是铸就美国资本市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重要一环。因此,构建行政监管、自律规范、公司治理、中介监督、司法惩戒五位一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综合监管体系,形成行政监管精准、中介把关有效、司法惩戒有力、企业文化健康的监管合力;充分发挥市场主体自我约束、自律规范、相互制约的作用,形成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资本市场的重要基础设施。

以上观点,仅供参考。

最后预祝论坛圆满成功!谢谢!

主持人:从投资角度来讲,我们遵从言之有理,行之有道。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在过去的几十年,一直抱有极大的诚意和善意来实行政策,我的观察,在过去,我们给的外资机构超过了我们的待遇,在金融领域会比较大开放金融服务业,金融服务领域,我们也会比较审慎适当地开放金融投资领域,我们会鼓励PE/VC的发展。我们也注意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们毕竟是在中国土地上,我们有众多的中国机构,那如何能使得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能够同步促进行业发展,使得中国自身的投资机构、投资银行等有很好的发展,这是我们面临的很大课题。这两天证监会发布了新的管理条例,这是非常好的事情,那如何能够通过新的管理条例的实行,以及配套政策的制定,能够减负,松绑,放水养鱼,使中国的投资机构、投资银行能够和外资一样能够很好发展。这个问题安会长最有发言权了。

安青松:今年年初博鳌论坛,到最近召开的达沃斯论坛,国家领导人都发出了强烈的扩大金融业发展的信号。上个月召开的一个论坛上,易会满主席进一步提出了扩大开放九条措施,我们也关注了一下市场的表现,应该说得到了国际国内市场的投资者的支持,九项措施出来以后,有大量的资金进入我们的市场。

刚才主持人说我们扩大开放还有一个重要目标是双向开放,我的理解是扩大开放是为了促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也是促进深化改革的有效途径。上周末证监会发布了有关券商的管理办法,里面提出了把券商分为综合类和专业类经营的不同的激励的方向,这是一个重要的尝试,因为我们在扩大开放的同时,首先要深化改革,我们要有我们的给国际惯例接轨的制度体系去跟国际接轨,这是重要方面。刚才迅雷同志谈到我们的共同观点,投资银行创新能力不足,是制约我们直接融资体系短板的重要原因之一。

去年,我们协会做了一个调研,从行业征集如何促进投资银行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我们收到了70条建议,我们对这些建议进行了分析,其中20%的建议是现行的法律制度有障碍,有30%的是行政监管需要进一步放松管制的建议,我们要新设券商,不仅国外可以进来,境内也可以新设。有50%建议没有法律的禁止,但是我们也缺乏创新的环境,不能做。所以说我们要打造跟国际一流投资银行有竞争力的投资银行体系,可能还需要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刚才谈到的注册制,注册制的推行对改革方向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注册制能够顺利实施的前提,我们提高三个效率非常重要,要提高市场效率,提高制度的效率,提高创新的效率,要提高监管的效率,我们要形成一种市场化的约束机制,这是注册制顺利实施的前提。

大家可能关注到注册制实施的重要方向,真正落实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这是对我们经济发展的现在阶段是一个重要课题,到底谁来选择企业,是行政机关还是市场,是由PE/VC最早做筛选,还是由监管部门的审核人员选择,这是我们注册制能不能顺利实施的关键,就是我们的市场能不能形成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在这种前提下,我们行政监管的刚性才能退到仲裁人的角色。那么才能有条件打造一个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安青松:我有一个体会,在这一次中央的集体学习当中,国家领导人对一个命题做了深入阐述,就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这之前,对中国整个经济体系,有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发展,怎么促进转变,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次在金融领域专门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可能是我们收放资金的明显政治导向。可能未来一段时间会围绕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进行,并且围绕着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推动优化融资结构,机构结构,市场结构,产品结构,为现代化的绿色发展体系提供高效、高质量服务,这些是哪些收,哪些放,中央有明确的信号,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这个会成为金融体制改革的主流。

(编辑:林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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