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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消除“996”等现象是“三赢”

本文来源于《财经》新媒体 2021-11-28 12: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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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的三个分配领域都可以获得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在第十九届《财经》年会“《财经》年会2022:预测与战略”上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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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

蔡昉认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有四个关键点:

第一,共同富裕是共享发展成果,从过去做大蛋糕到现在分好蛋糕,并不是完全的转向。方向是一致的,但更加强调共享发展成果,前提是做大蛋糕。

第二,分好蛋糕是为了做大蛋糕。也就是说,不是在做大蛋糕和分享蛋糕这两个重点中去选择,而是以分好蛋糕来支撑做大蛋糕,从而更好地分蛋糕,这也是良性循环的必要条件。

第三,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性质不完全一样,重点也不完全一样,有各自的定位,因此是互补的。

第四,三个分配领域改革红利的重点在于:一是把改善民生,提高生产率,同时促进社会流动结合起来;二是能够既从供给侧也从需求侧给我们带来改革红利。

谈及第三次分配领域,蔡昉强调更加广泛的企业社会责任。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如何做到科技向善。科技向利很容易,“我们过去30多年的一个基本规范,就是企业是对所有者和股东负责,对他们的利益最大化负责,因此实际经营中利润最大化”。

回归到中国的现状,20岁到34岁是最好的生育年龄。但在这个阶段,大部分人还在努力攀登收入阶梯,没有达到职业的最高点和收入的最高点。同时也是家务负担最重的阶段,没有时间生孩子、消费和提高自身,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在蔡昉看来,对此企业是有责任,而且有能力改善的。在这个基础上,消除“996”等现象是一个三赢的格局,而企业在其中可以做出足够多的贡献。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蔡昉:我们知道,最近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是共同富裕。到底怎么看共同富裕的三个分配领域?它是零和博弈,还是可以带来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我从自己的一些研究领域得出一个判断,叫做三个分配领域都可以获得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

先说几句开场白,把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和最终目标,也是现实需要结合起来,看一看共同富裕三个分配领域。

其实共同富裕的说法不是最近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第一次提出来,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党的重要文件中一直在讲,包括邓小平最初启动改革时的重要讲话,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十四大,我们一直都讲共同富裕。

现在提出来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是一个重申,但是它有特殊的针对性和当前的紧迫性。

我先讲四个点:第一,共同富裕是共享发展成果,从过去做大蛋糕到现在分好蛋糕,并不是完全的转向。方向是一致的,但更加强调共享发展成果,前提是做大蛋糕。

第二,分好蛋糕是为了做大蛋糕。也就是说,不是在做大蛋糕和分享蛋糕这两个重点中去选择,而是以分好蛋糕来支撑做大蛋糕,从而更好地分蛋糕,这也是良性循环的必要条件。

第三,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性质不完全一样,重点也不完全一样,有各自的定位,因此是互补的。

第四,我今天不是全面讲改革红利,而是挑出一些重点。重点是什么呢?一是把改善民生,提高生产率,同时促进社会流动结合起来;二是能够既从供给侧也从需求侧给我们带来改革红利。

三次分配领域的性质和功能,简单做一个概括。初次分配是最基础的,因为在初次分配领域,我们配置生产要素、配置资源,决定各种生产要素获得多少报酬,创造出激励和效率。因此,当我们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讲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时,初次分配是最重要、最基础的。

从再分配角度来看,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和社会福利供给是政府作用的重要方式,当政府有了这个职能是一个硬约束的时候,可以减少政府在一些直接配置资源的领域过多越俎代庖。同时,这是一个生产率分享的必要途径,也是共同富裕的终极手段。也就是说,没有这个终极手段,共同富裕可能达不到。

第三次分配,我想强调的是,它不仅仅是一个百分数。现在很多企业觉得我要在第三次分配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此大家就纷纷拿出钱来,这很重要,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发展阶段上,按GDP的占比来说,我们的捐款、慈善事业确实不够发达。

但是我想说,第三次分配包括自愿捐助、慈善事业、自愿者行动、社会责任等等,对企业来说,社会责任以人为中心,更加关注员工,更加关注社会,同时兼顾社区,兼顾自己的伙伴、客户等等,这可能是更重要的。但是,它归根结底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一种有益的补充。

共同富裕要达到什么目标?目标很多,但有一个硬目标,大家可能忽略了。我们要保持适度的合理的增长速度区间,2025年我们要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035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

第一个目标是按照人均GDP超过12000美元,第二个目标是进入高收入国家中间那一组,相当于23000美元。含义是什么呢?意味着今后15年,GDP总量也好,人均GDP也好,要翻一番。因为我们的人口前期会增长,后期是负增长。人口因素可以忽略不计,GDP总量和人均GDP未来可以是一致的,至少15年是这样,因此翻一番是一个硬目标。

翻一番是不是能转化成居民收入?转化成居民收入是不是能变成合理的分配?还有,必须有效地缩小收入差距,实质性地缩小收入差距。

有效的、实质性的是什么含义呢?就是要把基尼系数降到0.4以下。如果高于0.4,就没法说这是共同富裕。

目前,我们基尼系数大概是0.465,设想我们到2025年能够降到接近0.4,到2035年努力向0.35,至少是显著低于0.4的水平靠近。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利用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的各种手段和途径,形成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形社会结构。更重要的是,建造起一个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也可以叫社会福利体系。

首先,从初次分配开始说,初次分配的关键是以人为中心的资源重新配置。我今天讲的改革红利大部分是说,如何通过分好蛋糕来做大蛋糕。做大蛋糕,作为经济学的定义就是提高生产率。因此,生产率的核心是资源重新配置,并不是我们强调再分配,初次分配领域就没有事情可做了,其实有大量的空间。

在讨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潜力的时候,一家投资公司做的推算认为,在最糟的情况下,中国GDP15年翻一番的目标可能达不到,相应的也就在2030年实现不了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目标。

原因是什么呢?它拿中国和美国的生育率做了比较。第一,中国的生育率显著低于美国,我们是1.3,美国是1.6-1.7的水平。第二,美国有移民政策,可以从外国引进劳动力,中国没有这个政策。当然了,我想我们中国也不适合大规模采取这样的政策。

这个推算相应的结果是什么呢?未来美国的劳动力是增长的,中国的劳动力是负增长的。作为一个生产函数中的重要贡献成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迅速回落,回落到大体上跟美国一样,也就没法在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

其实这个观点有一个重要的缺陷,它认为劳动力的供给来自于劳动人口。按照这个来说,我们从2010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就是负增长,当然劳动力是负增长。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劳动力从农产业低生产率的就业中,转向非农产业更高生产率的就业中,这是主要的来源。

比较一下,美国农业劳动力比重是1%,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是23.4%,一个百分点对中国来说是800多万劳动力。我做了这张图,横坐标的起点是中国,中国人均GDP一万美元,之后的国家和地区,都是人均GDP在一万美元之上的,一直到最高水平。

这就是我们未来要走的路径。蓝色的线表示城市化率,意味着我们今后城市化率仍然要实质性地提高。橙色的线是农业劳动力的比重,意味着我们未来农业劳动力比重要持续下降。

我们现在有两种情形。第一,假设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在未来五年或者更长时间内,能够实质性下降10个百分点,就可以增加8000多万劳动力。这意味着非农产业劳动力可以实现每年2.7的增长率,就不是负的,而是一个显著的正增长。它会改善劳动力供给,改善人力资本的需要,资源重新配置,提高生产率,使我们投资回报率的下降速度更加缓慢,支撑中国的潜在增长率。这是供给侧的趋势,它改善我们的生产函数。

第二,从需求侧来看,未来城市化率要显著提高。目前我们的城市化率水平不仅低于高收入国家,也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而我们的发展阶段是中等偏上中的偏上,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提高城镇化率。

我们先不设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多少,而是设想目前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63.9%,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5.4%,两者18.5个百分点的差距把它填平了,也只是让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水平。已经在城里但没有户口的,让这18.5个百分点的人口得到城市户口,就可以增加2.6亿城市户籍人口。

这有什么意义呢?他在城里,过去没有户口,现在得到户口了,其实很有意义。OECD的专家们做了一个模拟,中国社科院也做了类似的模拟,得出的结论基本上一致。已经在城市的农民工,当得到了城市户口,即使工资没有上涨,其他的改善没发生,仅仅因为解除了后顾之忧,消费可以提高30%。

另一个结论是,这种预期会加速人们向城镇的转移,从农村转到城市,还没得户口之前,仅仅因为转移消费也可以提高30%。因此,从需求侧城镇化给中国经济带来更好的支撑。这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城镇化更加规范,也就意味着就业更加正规化。目前我们就业还有不正规的趋势,城镇就业分成不同的形态,其中没有被登记在内的,临时雇佣、不签定劳动合同的人,加上个体就业,不规范的程度比较重。意味着工资没有保障,就业不够稳定,社会保障不够健全,会影响他们的收入、社会流动和消费。这部分加起来占30%,其他部分也存在着不规范的地方。因此,改善这种状况是提高社会流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举措。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一个2020年全球社会流动报告,给每一个国家打一个社会流动性的分值,在中国的分值中又有分项,分项得分有三项是低于平均分的,其中一个就是低报酬人口占比太高,这和我们的就业不够正规、不够稳定、工资不够高相关,改善了这种状况以后,可以取得更加常规的城镇化。

再分配的核心是健全一个全覆盖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可能有人不习惯听建立一个福利国家,其实它的含义差不多。过去西方人讲从摇篮到坟墓,我们讲的是七个有所,从幼有所育,一直到老有所养。七个方面是全周期覆盖的,含义是一样的,只是我们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再分配是缩小收入差距的终极手段。也就是说基尼系数降到0.4以下,靠初次分配是做不到的。OECD发达国家基尼系数在初次分配之后都在0.4,甚至0.5以上,经过了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再分配以后,普遍降到了0.4以下,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如此,除了美国略高于0.4。通过再分配,基尼系数下降的幅度可以高达30%。

国家实行再分配扩大社会支出,也具有降低收入差距的效果。在OECD国家里面可以看到,OECD和想要参加OECD的国家,明显的关系是社会支出水平占GDP的比例越高,基尼系数越低。也意味着,再分配是降低收入差距的一个终极的手段。   

七个有所,学有所教是其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部分。因为教育的发展、教育的公平归根结底是阻断贫困的代际循环,提高社会流动性的一个关键之举。

经济学家做增长模型,通常会把一些变量放进去解释经济增长的成效,就是什么正面影响经济增长。他们会把人力资本放进去,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效的促进经济增长的变量。每一个劳动年龄人口经过多少年的受教育时间,,无论差异有多大,几乎所有研究最终得出来结论,它一定是积极正面地影响经济增长。因此说,延长受教育年限是我们未来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一点?因为目前有一些人认为年轻人负担太重,个人也没有时间生孩子,不能及时就业,所以主张缩短受教育年限,减少在学时间,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做法。因为我们曾经教育得到迅速发展,有普九和高校扩招,也是我们一段时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随着劳动就业人口的负增长,人口减速非常快,改善人力资本的速度明显放慢。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我们新成长劳动力增速已经非常慢,目前是负的。相应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速也在减慢,出现了负的趋势。作为一个结果,我们总的新成长的人力资本总量,即新人毕业了以后,就业的人乘以受教育年限,这个总量是下降的。虽然不是负值,但它是负增长,这也是影响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因此,在这个时候需要额外加大力度改善教育水平。

因为这个事太重要,我再多说几句,讲一点国际教训。日本最新的情况很难说,但一段时间里,大家都在讨论,日本为什么在1990年之后经历过一个失去的10年,又经历了失去的20年,现在说失去的30年。

后来20年怎么失去的不知道,失去的30年有各种争论。对于第一个失去的10年,大家说和泡沫破灭、老龄化有关系。其实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日本在人力资本培养上犯了错误。它曾经在50年代、60年代大规模发展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但那时候主要是普及中等教育。随后开始了扩大高校的发展,采取了扩招的政策。

扩招以后出现跟中国有点类似的情况:第一,高等教育质量有所下降;第二,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因此文部省遭到了很多批评,结果他们从谏如流接受了这个批评,就有意识的放慢了高等教育的发展。

结果到了80年代后期,日本的教育水平的提高跟美国差距的缩小明显又扩大了,过去的赶超减速了,跟美国的教育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日本在90年代达到了最接近美国的人均GDP水平之后,就不再增长了,差距越来越大。这是一个重要的错误,后来它是不是改善了呢?有待研究。

除此之外,美国也经历过这样的教训。制造业在美国还很重要的时候,制造业工人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叫做中产阶级。当时不需要接受高等教育,中学毕业就可以充当制造业的熟练、半熟练劳动力。因此他们有一个口号,叫做从中学到中产,很多人不再念大学了。

有相当多的普通家庭连中学都不想上,甚至不上高中和大学,导致了美国教育的两极化。从而导致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收入分化、社会分裂和政治分裂,这也是美国的教训。因此,我们必须吸取这些教训,继续延长我们的教育年限。

第三次分配领域,我想强调的,不是捐多少钱,而是强调更加广泛的企业社会责任。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如何做到科技向善。科技向利很容易,每个企业家都是科技向利的。我们过去30多年的一个基本规范,就是企业是对所有者和股东负责,对他们的利益最大化负责,因此实际经营中利润最大化。

从企业的创新能力来说,熊彼特讲的创新是新技术、新材料、新方法、新组织、新市场。在这个基础上,现在的企业创新已经无所不能,加上科技革命带来无所不能。比如金融衍生工具,看刘易斯写的《大空头》,有人认为美国次贷市场会崩溃,就去找金融公司设计一种产品,做空这种次贷衍生市场,结果他从金融危机中赚到了钱。也就是说,金融工具本身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创新,无所不能。

从人工智能到互联网平台,到最近出现的元宇宙,到非同质化代币,即所谓的UFT,这些都是无所不能,既能创新又能应用。但是,所有的这些技术创新的导向,都还是利润最大化,股东利益最大化,没有变成所谓的科技向善。

关注员工,关注消费者,关注供应商,关注合作伙伴,关注社区,关注社会,关注全球化,关注气候变化,这些东西如果放到企业家的生产函数中就可以叫做科技向善。没有这一点,叫皮克蒂的不等式。有了这一点,就体现出了所谓的蜘蛛侠信条,能力越强责任越大,实际上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可能比捐一些钱更重要。

回归到中国的现状。我举个例子,大家看这个图,横坐标是15岁到59岁,这是劳动就业的最好年龄。其实在人口学中,这也是生育年龄,其中阴影的部分是20岁到34岁,是旺盛生育年龄,是生孩子最好的时候。但在这个时间,劳动力市场上是劳动收入处在上升的曲线中,意味着在最好的生育年龄,大部分时间还在努力攀登收入阶梯,没有达到职业的最高点和收入的最高点。

在同一个阶段,也就是说在20岁到34岁,也是家务负担最重的,逐渐攀升的阶段。因此,人们的收入预算、时间预算都不利于改善人力资本在就业中获得更高的职业地位,也没有时间生孩子,没有时间消费,没有时间提高自身,这些都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在这里面,企业是有责任的,而且是有能力改善的。2018年,国家统计局做了一个时间分配调查,全体城乡居民平均下来,每天有大概有300多分钟要花在有报酬的劳动中,也有100多分钟花在没有报酬的时间中,两者之比约是1:0.5。

也就是说,有超过1/3的时间是花在无报酬劳动。而无报酬劳动从宏观上说不创造GDP,从微观上说,就是你的家务劳动、照料活动等等。这些转化成社会化可以带来GDP的增长,也把人们大量的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可以提高三育时间——生育、养育、教育孩子的时间,可以提高人力资本,可以用来购物、旅游,刺激消费,有利于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也可以提高社会的总福利。在这个基础上,消除“996”等现象是一个三赢的格局,而企业在其中可以做出足够多的贡献。

以上是举的一个例子。因为我在全国人大是参加农委的工作,在调研中看到了一个现象,也是企业科技向善应该做的事。我们知道猪循环,猪肉价格在所有的物价指数中是波动最大的,在食品价格中也是波动最大的。如果价格跌了,大家不养母猪了,猪的供给就明显降下去,即使价格提升,一下子也供应不上,因此它的价格永远波动的更厉害一些。

这在经济学中叫做猪循环,也叫蛛网理论。这种情况下,好像市场就是这么波动,就是这么发散,有没有办法?过去很多国家尝试利用气候市场解决猪循环的问题,但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的制度设计,各种市场工具,其实完全可以在更有效率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因为它不够盈利,不够符合原来的利润导向,大家没有去做。

如果改善了激励,能够实现企业、政府和社会、消费者合作,把所有的因素纳入到自己的生产函数中,这个问题应该可以得到解决,当然只是我的一种设想。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编辑: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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