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由三亚市人民政府支持，《财经》、财经网、《财经智库》联合主办的“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在海南三亚举行，论坛主题为“探寻复杂环境下高水平开放之路”。

清华大学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杰指出，应继续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要继续鼓励人们富起来，强化人们对财富的追求，要扩大中等收入比例；同时在国民收入分配上可以考虑向民生倾斜，“这些年我们在基础设施上做的很好，但民生上是不是应该倾斜一下，比如教育、医疗、住房等等，解决人们后顾之忧。”

此外，魏杰还建议，可以适当放开明年的杠杆率，并继续发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作用，为提高消费能力注入更多推动力。

清华大学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杰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魏杰：各位新老朋友，非常高兴参加我们的论坛。刚才听了张主任和高院长的报告，我深受启发，既全面又深刻。那么，我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遇到的两个具体问题，和在座各位做些交流。

一个问题是，对外开放上要稳住外贸外资的基本盘。《新闻联播》之后有人给我打电话问问题，基本盘是多少？比如外贸基本盘里的两个数据，一个是进出口规模，一个是顺差规模。对外资来讲也有两个数据，一个是外资规模，一个是新增外资，这是属于外资的基本盘。

我们只讲基本盘，但是到底是多少，我一下子真没法回答。后来我说，会不会它是个动态的概念，很难有具体概念说基本盘是多少。比如说2018年的进出口总额和顺差总额是2019年的外贸基本盘，2018年的外资规模和外资进出口规模就是2019年的外资基本盘。

我请教了这方面的专家，基本盘到底是多少？外贸两个主要数据，一个是进出口规模，一个是顺差；外资的数据，一个是外资规模，一个是新进外资的数据。到底是多少就叫基本盘？结果他们的回答也都不一样。

刚好我电脑里有近十五年外贸和外资的数据，我做了个梳理，没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但发现一个规律。一般来讲国内经济比较好的时候，外贸情况都比较好，国内经济好的时候外资情况也很好。外资是逐利的，这一点是我的一个收获。我们下一步是不是在国际情况复杂又多变的情况下，更加注重国内经济的稳定，把国内经济稳定也当做开放的重要基点来讨论？这样可能会更好一点。

第二个问题，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了我们目前遇到的压力。放在第一个的是有效需求不足。

我想要解开这个难题，就要解决怎么样提高人们收入，怎么样能在未来较大幅度上升，从而解决人们消费欲望和能力不足的问题。

我想，是不是有几个方面的工作可以做？

第一是要继续发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作用。今年财政政策减税费，减了一万多亿，明年呢？货币政策我们做了一条，降低了房贷利息，从6.1%降到了4.1%左右。这两个政策无形中增加了人们的预期，也增加了一定可消费收入。明年这方面还有没有别的空间？要不要做一件事，就是继续发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作用。

第二，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必须深化才行，主要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要继续鼓励人们富起来，要强化人们对财富的追求，要进一步放开，同时要扩大中等收入比例。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在国民收入分配上要不要向民生倾斜？这些年我们在基础设施上做的很好，但民生上是不是应该倾斜一下，比如教育、医疗、住房等等。所以收入方面体制改革是两个，一个是扩大中等收入比例，一个要向民生倾斜，解决人们后顾之忧。

第三，我们要不要适当放开明年的杠杆率？杠杆率中的两个数据很重要。第一个数据是赤字率，我们过去一直把上限定为3%，现在恢复人们的消费信心，能不能把赤字率上限放到4%，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如果我们把赤字率上限从3%放到4%，我估计对消费会有很多帮助。

第二个数据是宏观负债率，就是政府企业个人共同负债占GDP总量的比例。宏观负债率过去有不成文的规定，原则上不能超过250%，这是上限。明年能不能提高到350%，不会带来太大的债务风险。

杠杆率上我们虽然强调防风险，但能不能考虑一下目前的情况，把两个主要数据适当向上提一点，赤字率最高幅度能不能到4%，宏观负债率能不能到350%左右，这样可能对消费还是有很多作用的。提高人们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这三件事我们还是可以做的，明年可能有意义。

消费的第二个压力就是住房消费，它在消费中占的比例很高。现在我们政策应该是非常到位了，政策力度很大，影响住房消费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政策因素，一个是市场因素。政策因素确实到位了，但是市场因素有了变化。

另外一个现象，所有地产商都要改变自己运行模式，快销售这种模式塌陷了，市场发生变化了，所有地产商都要改变运行模式。此外，房子的投资属性减弱。房地产市场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都需要我们慢慢消化一些事情来解决。我的看法是不能操之过急。供大家参考。谢谢大家！